满仓老远就看见村头的那棵大槐树了。

听老人们讲，村人是在明朝时从山西老槐树下迁过来的。迁来后，栽下了一棵槐树，如今这棵槐树也成了老槐树。粗壮高大的树身，婆裟扶疏的树冠，仍呈现出勃勃生机。

玉秀的家就在离老槐树不远的地方，小时候，满仓和玉秀常在树下玩耍。现在，满仓在树下停留了一会儿，希望能看到玉秀，但这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街上不见一个人影。他想直接去找玉秀问个明白，又想想不妥，觉得还是先回家再说。

弟弟满囤已吃过午饭出去玩了。母亲没吃，在等满仓回来一起吃。杆好的面条摊在案板上，等他回来下锅。母亲杆了两种面条，一种白面，一种红薯面。那年月，打下的麦子大部分都交了公粮，生产队再留留储备粮、种子，分到各家的麦子就不多了。所以白面就显得主贵，逢过年节，来客人，才能吃上白馍或者白面条。满仓参军前在家时，平常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红薯制品。早上煮红薯，中午红薯面条，晚上蒸红薯。等窖里的红薯吃完了，早上和晚上就改成了煮红薯片或红薯面馍了。有时改改样，把蒸的红薯窝窝压成餄饹吃。吃得人胃里直吐酸水，连打个嗝，放个屁都是一股子红薯味。

满仓看到案板上的两种面条，就知道白面条是给自己的了。他对母亲说：“妈，我好几年没吃红薯面条了，白面条你吃，我吃红薯面条。”

母亲：“那就一锅下，掺着吃吧！”

满仓：“也中！以后该咋吃就咋吃，别照顾我了！”

母亲笑了：“照顾？你想的美！你是刚回来，就这一顿。”

满仓的父亲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走时母亲怀了弟弟才三个月。后来父亲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奶奶曾劝母亲改嫁或招赘个人，母亲没有答应，就一直守寡，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弟俩拉扯长大。母亲在村里获得了人们的尊敬，在家里得到了爷爷、奶奶、三叔、三婶的尊重。

满仓家的院子靠崖头打了四个窑洞。原来的时候，爷爷，奶奶，母亲，三叔都在一块吃饭，就是三叔结了婚，也没有分家。村里大食堂解散时，爷爷趁机把家分了。东边两个窑洞分给母亲，西边两个窑洞分给三叔。满仓还有个大伯，后来失踪了。爷爷和奶奶住在西边靠中间的窑洞里，这是分给三叔的窑洞，爷爷说是借用的，等他们死了，就交给三叔了。

爷爷和奶奶自己做饭吃。三年自然灾害时奶奶死了，爷爷坚持自己做饭。两年前，三叔恼了，把爷爷的锅头扒了，爷爷才跟着三叔一家吃饭。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七十多了，还当着生产队饲养员，喂牛。挣的工分归三叔家。爷爷说我不白吃老三家的。

分家后，爷爷在院子中间用土坯垒了一堵墙，把两家隔开。墙不高，隔着墙两家人能说话，传递东西。后来三叔在西院盖了三间厢房。再后来，爷爷也帮着母亲在东院盖了三间同样的厢房。

吃饭的时候，爷爷就递过话来，让满仓过去。满仓吃过饭，把给爷爷、三叔带回来的礼物拿上，就到西院来了。在门口，碰上正要去学的堂妹麦秀，满仓把带回来的文具盒送给麦秀，麦秀非常高兴地接了过来。

麦秀问：“大哥，给玉秀姐捎信不？”

“捎。晚上村西头见。”

麦秀点点头走了。村小学在村南，离玉秀家不远。以往传书递信都是麦秀干的。满仓虽说急着见到玉秀，但他知道也只有等到晚上，白天玉秀要上工挣工分，再说白天也没个合适的见面地方。

满仓进到西院，先去三叔的窑洞，三叔不在，他把从内蒙带回来的马奶酒，还有给堂第满库带的笔记本、钢笔交给三婶，问：“娜，我大呢？”

在满仓家一带，凡是血缘关系很近的本家，对叔婶都喊“大”喊“娜”，而不喊叔喊婶。

三婶：“你大在你爷屋里。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满库呢？”

“他上初中了，吃住都在学校哪！”

满仓与三婶聊了一会儿家常，就到爷爷住的窑洞来了。进去一看，见三叔和村支书杨长河正与爷爷在闲聊。满仓与他们打了招呼，便把给爷爷带的礼物拿了出来，是一件羊毛里子的棉大衣。这是他托当地战友给买的上好羊羔皮，然后在裁缝店给做的。

三叔和杨长河摸摸里子，都说是好东西。爷爷的脸阴沉着，说：“我有衣裳穿，谁叫你买的？我不要，拿去卖了！”

三叔忙打圆场：“爹！你别冷了孩子的孝心嘛！”

爷爷：“他老大不小了，该知道攒钱娶媳妇哩！”

满仓：“爷，这在内蒙不贵，你就穿吧！”

杨长河也说：“内蒙羊多，这东西就象咱这里的红薯一样，不值钱。”

爷爷这才接过来，放在床头。后来爷爷每到冬天就穿起这件大衣，逢人就说这是我大孙子给我买的，贵着哪！

杨长河问：“满仓，你回来有啥打算？”

满仓：“在家种地啊！”

杨长河：“不打算去县里跑跑，安排个工作？你姑不是在县里吗？”

满仓：“我姑不是靠边站了吗？”

杨长河：“她已出来了。现在是县革委会副主任。”

满仓想起文革时，县里曾来人到他们家收集姑姑的“罪证“，被爷爷轰走。就说：“我可不想去开这个后门，给姑添麻烦。再说，种地不是也很好吗？”

杨长河：“既是这样，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听说你回来，大队干部们研究了一下，村里正好缺个民兵连长，你就干吧！”

满仓：“我干？我年轻，怕干不了吧？”

三叔插话：“有啥干不了？你爹干民兵队长时比你还小呢！爹，你说是不是？”

爷爷拔出嘴里吸的旱烟袋，在鞋底子上磕了磕，说：“就是哩。你知道现在的大队长是谁吗？是马革红！他不是比你才大一岁吗？你长河叔叫你干你就干呗！”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大家又聊了一会儿，说了说村里的一些事儿，问了问满仓在内蒙的情况。满仓本来想问问爷爷怎么知道他今天回来的，爷爷在闲聊中有意无意的说了一句，我算着你今个儿就该回来了，他也就没再追问。

聊了一会儿，爷爷把话峰一转，说：“满仓啊，你长河叔今个儿来，还给你提了一门亲哪！”

杨长河接着把女方的情况给满仓介绍了一番，可满仓却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心里装的是玉秀。

爷爷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一两天你去和人家见见面，把亲定了！”

满仓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这时候队里上工的钟声响了，他们便结束了说话走出窑洞。满仓回到家里，母亲和满囤正要去上工，满仓也要去，母亲说你明个儿再去吧，留在家把屋子收拾收拾，晚上好住。满仓就留了下来。

满仓和满囤原先都住在靠中间的窑洞里。后来母亲说厢房里得住人，不然前边院子有啥动静听不到。满仓说我去住吧。母亲想了想说让满囤住吧，他睡在窑洞里，不知道黒明，早上老是误了上工。于是满囤就搬到了厢房里住。厢房夏天热，冬天冷，不象窑洞冬暖夏凉，但厢房亮堂透气。母亲让满仓住窑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满仓结婚后住在里边，等有了孩子，孩子住着舒服。

满仓把院子打扫了一遍，又把各屋收拾整理了一下，正想趟下休息一会儿，院子里传来一阵喊声，满仓出来一看，是马革红，就说：“我当是谁？跟叫魂似哩！原来是马大队长啊！”

马革红：“你回来了，也不来找我报个到啊！”

两人说着走进窑洞坐下。

马革红：“早就听说你要回来，咱老同学又可以在一起干一番事业了！”

满仓揶揄地：“我可不象你，有能力，有魄力，一看就是个干大事业的。”

马革红：“满仓，你怎么老是挖苦我？这次为你当民兵连长的事儿，我可是极力支持的。”

“那就谢谢了。”

“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得力帮手的。”

“我刚回来，还真不知道这工作该咋干哩！”

“其实也没啥难干的，有党中央把握着大方向，上边让咋干咱就咋干。把上边的精神吃透了，就把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目前应该把握什么？”

“应该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

两人又东拉西扯的聊了一阵子，马革红便告辞走了。

马革红与满仓虽不在一个生产队，却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他俩在小学一起就读于玉秀父亲杨治文的班里，常在一块玩耍。吃大食堂饭那阵子，有次马革红问满仓，想吃肉不？那时农村孩子能吃饨肉，是件很奢侈的事，满仓说当然想了。马革红拉着满仓来到饲养室，掏出一把小刀，在一头牛的肚子上划了一刀。吓得满仓腿直打哆嗦。事毕，马革红拉着满仓跑了。这头牛当天就死了，那年月牛是庄稼人的宝贝，干部们马上报告了乡里，乡里派公安员来破案，说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但从现场的脚印看，又是小孩子干的，排查来排查去，把目标锁定在地主分子王福堂的儿子王铁良身上。公安员掏出手枪，啪的一声，往桌子一放，铁良吓得哭了起来，在公安员三审两逼之下，铁良竟承认是自己干的。

牛肉被分到各个食堂吃了。满仓心里很不是滋味，肉也吃不下去。他去找马革红，说不能让铁良背黒锅，我们去说实话了吧。马革红不愿意去，说铁良已承认了，我们就别自找苦吃了。满仓不答应，说你不去我去，要不我一辈子会良心不安。马革红只好跟着去了。这件事的结果是铁良被放了，满仓和马革红被罚跪在食堂门口半天。马革红的父亲马银镇把马革红领回家，关在屋里饿了一天；满仓的爷爷把满仓狠狠地揍了一饨，痛得他屁股好几天都不敢坐凳子，硬是站着上了几天课。

马革红的原名叫马群生，文革开始后，改名马革红，他说这是取其马克思的革命的红卫兵的意思。那时他和满仓、玉秀都在县城读高中。学校里成立了好多造反派组织，马革红也成立了一个井冈山造反司令部，自封司令，还拉满仓和玉秀也加入组织。在他的鼓动下，井冈山司令部很快发展壮大，成了学校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马革红一下子令人刮目相看。

有一天，马革红组织人准备冲击县委、县政府，捉拿走资派游街示众。满仓知道了，急忙跑来告诉当县长的姑姑，说，姑，你赶紧跑了吧！姑姑说我是县长，怎么能跑了？应该相信党中央会把握好斗争大方向的。

满仓回来，马革红问他，是不是去给你姑送信了？满仓说是，马革红说她又不是你亲姑，你和她走的那么近干啥？还说你姑出身没问题，问题是站错了队。满仓求马革红对姑姑手下留情，马革红说，我可以，但不能保证别人。那一天全县的造反派集中冲击了县委、县政府，把那些“走资派”押着游街批斗，隔几天就要来一次。满仓的姑姑林兰英首当其冲。

县里成立革委会的时候，马革红捞了个委员。他觉得从此应该飞黄腾达了，谁知道一场上山下乡运动把他的美梦破灭了。他有些不甘心地回到村里，被县革委会指定当了大队长。

满仓送走了马革红，心里便想起了姑姑，想起了表第忆真和表妹小丽。他决定找个时间去看看她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