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工农兵大学生（蔡运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发出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最高指示后，国家要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了。这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仿佛在狂风暴雪的寒冬的黑夜里，忽然看见了黑暗中闪出一点火光，大多数知识青年都把希望聚焦到当“工农兵大学生”这一条道路上。我知道此事后，也将自己以前的初、高中课本都翻了出来，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都还在，并且都是齐的，一本不缺。

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绝大部分同学都将自己的课本，作为资产阶级的“四旧”给烧毁了。记得全县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时，破四旧，县文化馆、图书馆、剧团、各机关单位图书室将图书、画报、剧本、报纸都争先恐后地送到公园坝，堆成大山放火烧毁了。学校学生将自己的全部课本也烧了，干部居民也争着将自己的书籍、藏书都翻箱倒柜地找出来交了，烧毁了。都争当革命的左派，破四旧的先锋，怕当上“封、资、修的孝子贤孙”，更怕因此而被抄家。我受父母“爱护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的影响，将自己的课本早早地藏了起来，才免去了劫难。下乡当知青时，母亲要我将自己的课本背到乡下去，幸许以后会有用处。现在可真的有了用处了。我从心里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虽然都是小老百姓，都干着平凡的工作，可他们却将知识看得那么重要，又看得那么遥远。收工回来后，我就开始抓紧时间，温习功课，一门一门地看，从初中一直看到高中结束。

后来，大队传来消息，公社要大队推荐一名女知识青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大队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由伍秀蓉同志去。伍秀蓉简直就象“天上掉下了馅饼”，不，简直就象一下子掉进了“蜂蜜缸”里，或者是天上掉下了“大金元宝”。她知道后，一天乐呵呵的，嘴里随时都哼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她哼完了还不过瘾，不足以表达自己愉悦的心情，她又手舞脚蹈地唱起了“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天安门。无边的旗海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永远革命志不移。红彤彤太阳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为什么阳光这样暖，为什么幸福热泪流不息。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忠于您，万岁万岁毛主席！啊哈嗬，啊哈嗬，敬爱的毛主席，不落的红太阳，草原上人民歌唱您，万岁万岁毛主席！”

后来，公社又通知她一个人填了推荐表，她更是成天兴奋不已，就象展翅欲飞的小鸟，跃跃欲试。尤平安首先得到消息，他就成天蹲在伍秀蓉家里，一会儿帮她收拾这样，一会儿帮她收拾那样，心中有很多的留恋和眷恋之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知道后，也时常跑到她家里，向她表示祝贺，帮助她收拾书籍，收拾行李，给她把一时不用的东西都打捆打包，便于以后搬运。

人逢喜事精神爽，由于她的心情很好，情绪很高，她嘴里总是不停地哼着歌曲，又带着我们大声唱起了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来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他对这件事情一点儿不知道，少女为他思恋，天天在心焦，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天天在增长，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啊，我的心上人儿你自己去猜想！”

填表后的两个多月里，伍秀蓉都是沉浸在甜蜜的幸福泉水之中。她天天都象百灵鸟似的在放声歌唱，她要将心中的激情、心中的欢乐，向蓝天述说，向白云放歌。是啊，当她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她就立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上大学，争取考上名牌大学。为自己，为家庭父母，也为这个小小的山城。让人们都为她高兴，为她自豪。可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一切，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一切都是封、资、修的“四旧”，全部都被打倒、砸烂。紧接着又搞起派系斗争，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抢军火库，武斗由棍棒发展到了用真枪真炮，用汽车、坦克，听说重庆市还动用了军舰。正打得不可开交之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被下放到了乡下，并且一干就是三年。人的青春少年期看看就要被荒废了。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声号令，“大学还是要办到！”,才将她送到大学。她是我们全村，全公社，唯一推荐出去读大学的知识青年，她怎么能不高兴，不自豪呢！

可是，等了两个多月，大学发出通知书时，通知的却是三队的文秀清，而且是四川医学院直接发通知书，要三队的文秀清到医学院报到学习。我们当时都非常惊奇，怎么木板订钉，木已成舟的事情会突然化为了泡影？煮熟的鸭子又突然飞了呢？我们不愿相信，我们也不敢相信，可是，这又是真实的事实。三队的文秀清虽然在村小读过四年小学，又在乡小读了两年初中（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时读的。）回队后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后来才打听到，公社革委主任到县里开会，听说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全都是县里主要当权者的子女和区乡革委主任的子女、亲戚。他立即将伍秀蓉的推荐表换成了他的侄女文秀清。一来肥水不落外人田，二来又是同一个公社，同一个大队的女青年，再说，他又是革委主任，谁还敢冒杂音？谁还敢说一个“不”字？

伍秀蓉听到这一消息，尤如晴天霹雳，半天回不过神来，象痴呆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她又象山洪暴发似的大哭起来，发疯似的丢下锄头就往家里跑去。我知道她承受不起这样的打击，怕出甚么问题，就立即抓起她的锄头，紧追着她，向她家跑去。

她跑回家，立即扑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这哭声大得震耳，大得惊骇，哭得非常伤心，真有震天动地之感。这件事情，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使她仿佛在蜂蜜缸里甜蜜了很久，突然一下子却掉进了冰窟窿中。没有给她留一丝余地，没有给她一点一滴喘息、透气的机会。不容她想明白，不让她想通畅。这个打击对她是太大、太残酷了。她悲观，她绝望。她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丧失了希望。她已经心恢意绝，对一切都不再抱有幻想。她一下子觉得整个世界已经完全黯淡无光，再也不会有光明，再也不会有希望，到处都是一遍黑暗。在这一遍漆黑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已经完全丧失了生存的希望，完全绝望到了放弃生命，放弃生活的绝境之中。她嚎啕大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竭斯底里的情感宣泄，而是她向苍天的血泪的倾诉，也是她向远处家庭父母的血泪倾诉，更是她向自己二十一年生命的临别的诉说。她要通过彻底的诉说后，自己好早早远离这个乱象的世界，躲避这个乱象的世界，逃离这个乱象的世界。自己要远远地走开，去寻找一个僻静的，与世无争的，宁静的一人世界。

她这哭声，不仅是对她读大学的不平诉说，也是对这不平的愤怒控诉，还是对她希望的破灭感到悲哀和无尽的伤痛，更是对自己前途的绝望和命运的绝境的最后哀诉。她从上午哭到下午，又从下午哭到晚上。

尤平安跑来帮助煮好午饭，可谁也没有吃，谁也无心吃，谁又能吃得下呢。谁也没有说话，谁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再说，甚么话也是白说。这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沉痛，一样悲伤，进乎绝望之极。

队长在门外看了一下，悄悄告诉我们：“你们这几天就不要出工了，好好把她看好，不要出问题了.”看来，队长也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

大约晚上十二点过了，已经夜深人静了，山区农村早已进入了睡梦之中。伍秀蓉还在床上抽啼着，尤平安给她盖过好几次被子，她都揎掉了。尤平安只得爬在小餐桌上撾磕睡。我怕伍秀蓉晚上跑出去出了问题，就靠在门上，也打起磕睡来。伍秀蓉喊醒我们，要我们回家去睡觉。

我警觉地说：“不！我们不能走，我们一走，要是你去寻了短见，那不仅害了你自己，害了你父母亲，也害了我们大家。”

尤平安也说：“是啊，你一个人出了问题，你觉得自己解脱了，可你却害了我们大家。队长已经叮咛过，要我们看好你，照顾好你。你出了问题，他一定要找我们，可能公安局、县里，都要来找我们。那时候，我们能说得清楚吗？交代得清楚吗？”

我说：“到那时候，我们不仅向公安局说不清楚，向全县下乡知青交代不清楚，也向你的父母亲交代不清楚。你的父母亲找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你要为自己想一想，也要为我们想一想，更要为你的父母亲想一想。”

尤平安又说：“是啊！你的父母亲都知道，你是跟着我才到这里来的。你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一定会找我要人，找我拼命的。那时候，我就是有一千张嘴，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啊。你要冷静下来，要替大家想一想，不能只顾自己。”

尤平安接着说：“全国知识青年几千万，全国六亿人口，死了你一个算得了甚么？几千万分之一，几亿分之一。可是你就害苦了大家，害苦了你的父母亲。你的父母亲都已经老了，还希望你给他们颐养天年，养老送终呢。你如果先走了，那他们老了怎么办？你得为他们负责啊。”

我说：“全国知识青年上千万，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出去，年年又有很多知青不断下放下来。又不是只剩你一个了，何必这样想不开。再说了，人生有三件最凄惨的事情，一是少年丧失双亲，成为孤儿；二是中年丧偶，一个人要担负起养儿育女和赡养老人的重担；三是老年丧失子女，白发人送黑发人，自己老了又有谁来颐养，谁来送终呢？你的父母亲今后怎么办？你走了，他们由谁来赡养？再说，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填表，第一次没有走出去，何必将它看得那么严重。以后一定还会有很多机会的。”

我停了一下，又说：“如果你真的想不开，要寻短见，别人不仅毫发不损，还会笑话你。只有你努力出去了，将来比他们过得好，比他们有作为。使他们一辈子都觉得愧欠了你的，一辈子对你都有欠疚感，那才是你有本事，那你才是真正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我们你一句，我一句，一直说到大天亮。才发现伍秀蓉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我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才觉得肚子已经饿得呱呱叫，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尤平安立即生火煮饭，我回家拿来几个鸡蛋，给伍秀蓉蒸了一大碗鸡蛋，又下了猪油和酱油。

我们悄悄地吃了稀饭后，伍秀蓉也醒来了，尤平安立即从热锅里端出鸡蛋来，送到她手里。伍秀蓉红着眼睛，极不好意思地说：“真是谢谢你们了，你们陪了我一天一夜，给我讲了那么多道理，我真是很感激的。我一个人看得太短浅了，只想到自己受了太多的委屈，只想跳堰塘死了算了，就没有想得太多，更没有想到父母亲和你们。真是太对不起大家了。”

她说着，起床放下碗，说：“我洗一帕脸。”就在灶头鼎锅里舀水洗脸。

尤平安这时说：“鸡蛋是老才的，是他给你蒸的蛋。我可没有养鸡。”

伍秀蓉洗漱完毕，看起来眼睛还是红红的，还有一点肿。可精神好多了。她一边吃着蒸蛋，一边说：“真的对不起你们。我当时就只想到自己一个人，太自私了。我就只想到了死，觉得自己完全绝望了，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还是你们说得好，不仅要为自己活着，还要为父母亲活着。一定要让那些人看到，自己比他们活得更好，更有价值。”

听了她的话，我和尤平安相互看了一看，觉得事情缓和多了，心里松了一口长气。我提出建议：“队长已经批准我们几天假，不用出工了。我们干脆都回家一趟，各自去看看自己的父母亲。”

伍秀蓉立即同意，尤平安也赞成，我们收拾好东西，将伍秀蓉送回她家里。

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后，全国从1971年开始，经过下面推荐，而不是通过高考，招收工人、农民、士兵进入大学学习。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中间，绝大部分都是当时当权者的子女。当时，一些有权势的人，还将工农兵学员指标作为人情，作为礼品送人。

从1971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8万多人。以北京大学为例，共招收正式工农兵大学生9人。其中，有高中生171人，初中生14人，还有小学生79人。其它大学中，小学生的比例还要大得多。这样一来，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有一个东北人，在村里读了九年小学，才读到小学五年级。可他会唱“二人转”，参加了公社宣传队，学演京戏“沙家浜”里的胡传奎。干了不到一年，被当公社革委主任的造反派老爹，推荐去上了“某某航空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三年毕业后，因出生好，又是名牌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被分配到“某某航空研究院”工作。才到研究院，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批判“封、资、修”，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他是急先锋。还担任了一个小头头。可是，正式开展工作，开始搞航空研究了，他就一翘不通，连计算尺都不会用，根本无法胜任工作。领导只得安排他去搞保卫工作，最后就只能看大门了。

更为搞笑的是，大约197或1974年，辽宁省的白卷大王张铁生，在试卷背后，给阅卷老师写了一封信，发泄自己答不好试卷的理由。就被吹捧成了反潮流的英雄，成了反抗“封、资、修”教育制度的英雄豪杰，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当然，工农兵大学生中，也有一部分是很好的，有的成了国家的栋梁，成了各方面国家的领军人物，成了科研的项目带头人，这是极少数。

“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制度为两年制或三年制。

“工农兵大学生”成了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世界教育史中可能也是一个奇迹。

四十四、又没有走成（蔡运生）

我又第二次填写了特殊钢厂的招工表，听说这次特殊钢厂要在县里招收两百多工人，是历次招工中规模最大，招工人数最多的一次。我想，那些头头脑脑的子女可能应该安排完了，这次招工我也应该出去了。所以，多少也抱有一些希望。可是，临到要发通知时，好像依然没有我的消息。我按耐不住了，来到县委招待所“特殊钢厂招工办公室”，希望打听一个究竟。招工办公室门前已经站立了很多人，都是前来打听自己是否被招到钢厂去的知青，有成都知青，也有本县知青。我只得排在最后面。我听见前面两个成都知青在摆调，开始也没有在意.

后来听见一个成都知青说：“我这次已经孤注一掷了，我在生产队里出高价买了三十多斤花生，又买了四十斤黄豆，送给了招工组。那些花生、黄豆都是属于‘极品饮食’。而且数量那么多，让招工组的人都瞠目结舌，惊喜万分。他们都很惊奇，高兴得不得了。我想，这次我一定要走了。”

另一个成都知青说：“我家里已经给我来信了，说是他们通过关系，已经要钢厂招工的负责人写了一个条子，一定要把我招到厂里，还要安排一个好工种。家里父母亲是下了血本的，我专门来落实一下。”

我听了他们的话，感到非常震惊，原以为，只要自己在队里表现好，群众反映好，就应该早一点被招工，早一点走出农村。怎么招工还会有这么多猫腻？文化大革命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歪门邪道？排了三个多小时的队，还是没有轮到我。

一位招工组的出来说：“中午了，该吃午饭了，大家就不要排队了，都去吃饭，下午再来。”

我非常扫兴地往家里走，脑海里真有很多想不通。这时，又听见走在前面的几个成都女知青在摆招工的事情，不由得仔细听一听。一个女知青说：“别个都填了几次招工表了，公社就是把我压到，不让我填表。家里父母亲急得没有办法。我听说公社革委主任要带着女人到成都去看病，就让他们到我们家里去住，父母亲不但好吃好喝地将他们供奉着，还半夜三更地到川医去给他们排队挂号，陪他们看病，给他们付医药费。临走了，公社主任说我父亲的手表好看，父亲只得忍痛割爱，将自己心爱的瑞士表送给了主任。所以这次，我才能填上招工表，而且给我的鉴定特别的好，我都没有想到。”

另一个女知青说：“你那还是公社干部，我们大队的主任到了成都，要我们大队的三个成都知青家，轮流给他们煮饭，轮流带他们到各处去耍,杜甫草堂、动物园、都江堰、青城山等。临走了，又要每家给他们买皮鞋，买胶鞋，还问我家要了一件棉军大衣。整得三家人苦不堪言。”

一位女知青说：“那他该对你们好一点了！”

那一位说：“他回来时，真是满载而归。可他还说，哪家对他好，他就对哪个好。整得我们有口难言。”

听了他们的话，我又自我比较，觉得自己总还是比他们要幸运一些，要好一些。自己又自我宽慰自己了。

回家草草吃了几口饭，我又早早来到招工办公室门前，待他们酒足饭饱（听说一位知青家长请客），又睡了午觉后，才来上班办事。待到我进到办公室，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一位钢厂招工的副组长听我报上姓名后，将我带到一间小屋子里，坐下后说：“我们好象这是第二次来招你了，我们知道你在学校里成绩很好，下乡后表现也很好，劳动积极肯干，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还爱唱歌什么的。可是，你父亲的单位没有给你出政审材料，我们就没法带你走。我本人也很遗憾，但是，没有办法。”

我听了非常着急，迫不急待地说：“那我现在应该去找谁？找谁能办好政审材料？”

这位组长说：“这是组织关系问题，是组织纪律问题。你个人是不能找人拿政审材料的。这个问题，我本来是不能告诉你的，看见你确实很可惜，我才告诉你。我们本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想招收你，可是没有办法。你就不要再到处找了，以后招工还会有机会的。”

听了他的话，我欲哭不能。我不知道是学校没有给我出具政审材料呢，还是文教局没有给我出政审材料？是我父亲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吗？那他为什么又被早早解放回学校工作了呢？我搞不懂，我也闹不明白。我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去找学校，去找文教局，又怕父亲知道后，会更加着急，更加想不开。我不能再给自己过早衰老的老父亲增加思想负担了。可是，不去找吧，自己的前途怎么办？自己的希望又一次彻底破灭了。我不敢想象，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应该往何处去？我这次真是有撕心裂肺的疼痛。

是啊，看见一同下乡的同学都逐渐走了，有的当了国营大厂工人，有的到了国防厂矿工作，有的还到了成都、绵阳等大中城市。自己却还在农村劳动。这不是自己不努力，更不是自己没有本事。可又应该怨谁呢？怨父母？父母已经过早地衰老了，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承担这样沉重的担子。那应该怨谁？应该找谁？自己的路究竟在哪里？自己的希望究竟在何方？我真有“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鸣”的绝望之极的感觉。

是啊，招工的领导都已经讲了，不要再去找了，很明显，再去找也没有作用了。那时的政治环境是极端的“左”，任何人的政审材料，只要有一点所谓的“污点”，你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完了。你个人完了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你的子孙后代都会因你而受到影响。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孙不是都受到了影响，使他们几辈人都抬不起头。

可是，我的父母只是普通老百姓，只是能将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吧了。这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有人怀疑啊，这怀疑也就成了抹不灭的“污点”，被人写在了“个人政审材料”中，成了重大问题。

记得一位某名牌大学物理系的大三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是全系的第一名尖子生。只因他家里成分高（工商业兼地主），养成了“只埋头读书，不过问政治”的习惯（当时也不容许他过问政治）。系里就批判他走“白专道路”。后来，大学里组织大学生参加“社教运动”，他害怕自己的家庭成分问题影响了“社教运动”，又不愿参加。系里就组织人批斗他，说他思想反动，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一九六五年夏季开除学校。一九六九年初，他又因“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被没名奇妙地下放到了县里一个边远乡镇当知青。一九七八年底，知青下乡都快要结束了时，县里在清理知青档案中，才发现这个人年纪已经很大了，怎么还没有招工走。仔细一查，才发现是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县知青办才通过县文教局，安排他去一所边远乡村中学教书。

而有一位老三届的成都知青，笛子吹得好，二胡、京胡也拉得不错，在一次文艺演出中，被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女儿看上了，一定要以身相许。县革委主任没有办法，下乡不到一年，就将其调到县文工团工作。结婚后，又调到了县革委文卫宣传组工作。成了县里的领导。这些都没法比较。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我再一次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可我想到了伍秀蓉那件事情，又想到了自己是怎样劝说她的。可是，轮到自己时又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难以说服自己。嗨！没有办法，最后，我还是为了不让父母亲为难，自己又悄悄地回生产队去。

在回生产队去的路上，我大声放肆地狂唱起《拉兹之歌》来：“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有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到处流浪！孤苦伶仃，露宿街巷；我看这世界象沙漠，那四处空旷没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活在人间举目无亲，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悲伤。我一点也不知道悲伤。我忍受心中痛苦，幸福地来歌唱，有谁能禁止我来歌唱？命运啊！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我狂唱了以后，还不能宣泄自己悲哀、失望、苦闷、忧郁的思想情感，就又唱起了《望断蓉城》来：“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楼静灯残，难耐五更寒。往日的情牵，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所依，空有泪满巾。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我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只有您的儿子啊----已经陷入绝望的深渊，只有您被抛弃的孩儿啊，正在遭受那无尽的摧残------”

走累了，唱渴了，自己的心情好象也松动了一些，头脑也清楚了一些。我这时想，自己还是要面对现实，中国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多人都在农村，都在搞农业生产。自己还是会有希望的，还是回队等机会吧。

四十五、修水库（蔡运生）

回队不久，公社决定修光明大队水库。要全公社各生产队除看牛的外，全部劳力都要上水库。队长在晚上学习时，向大家讲了公社的决定，要各家各户都在第二天做好准备，第三天出发。他又特别强调了组织纪律性，要大家准时出发，不得缺席。否则，将要倒扣工分，影响年终分配。他这一讲，大家都议论纷纷，说这太不合理了。可是，队长说：“只有这样，人员才上得齐整，这也是公社决定了的。”大家只得照办。

我们来到光明大队水库工地，住在一家社员家的偏房里，楼上楼下铺地铺，楼下住二十多人，楼上住二十多人，挤得就象春天农村“并红苕秧子”，一个紧挨着一个，没有一点余地。远没有在剑门公社桐子坝修公路的条件好。

光明水库，是在原有的一个小山湾塘的基础上，在塘前重新拦起一座大坝。大坝石头坝墙已经由光明大队自己先扎好了，现在主要是将塘后的坡地挖掉，来填修大坝，工程主要是背土填修大坝。公社又是采取划片包干的办法，每个村，每个生产队划一片山坡，各队将土石背到大坝上，光明大队拉大石磙压大坝。任务是明确的，各队谁先完成，谁先回家。

我们背了几天土，有点儿疲倦了，队长对我们说：“这里离县城很近，只有几里路，你们可以晚上放工后回家去一趟，明天早上赶回来出工。”

尤平安听后说：“我们每次大型工程都参加了，这次还是有头有尾好些，不要被别人说。”

我想，回家又会给父母亲增加思想负担，不如不回家好些。就说：“完工后，有时间再回家。”

过了没有几天，我们正在背水库，突然听见县城里又霹霹嘭嘭地响起了枪声。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了，工地上一些人趁着这时就跑了。公社这时开启高音喇叭向大家广播,“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你们好。现在县城里两派又在搞武斗了，请大家不要怕，他们是不会打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听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在农业学大寨，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却在城里边搞武斗，违反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胆敢打到我们工地上，我们八千三百多贫下中农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八千三百多贫下中农都会拿起锄头，和那些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人，抗争到底。”

听了公社的广播，工地上立即安静下来。各生产队都召开会议，要求大家安下心来，继续修水库。我们队的队长又特别叮嘱我们，“这几天，你们就不要回家了，子弹是不会长眼睛的，你们回家，万一被流弹打中就不好了。我想，你们的父母亲也不会参加武斗，待武斗完全停止了，你们再回家看看。”

我们听了队长的话，觉得有道理。而且，他还是很关心我们的。我们就继续在工地修水库。

公社见一些生产队的知青和社员，趁搞武斗的机会，就跑了，严重影响了水库工程。可我们的生产队，一个人也没有走。就在广播中大势宣传，要各生产队都向文家湾六队学习，立即将人员组织回工地，继续兴修水库。

没过几天，公社广播里就播出，省里已经将县里的几个“派性头目”拉去成都住金牛坝“学习班”，县里武斗全部停止了。省里又对县里实行“军事管制”，并说，中央领导发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其实，县里就是几个派头头争权夺利吧了。全县大多数地方都在利用冬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兴修水库、塘堰，全县大中型水库都是那时候修建的，保障了以后几十年的农业丰收。

四十六、她招工走了（蔡运生）

伍秀蓉回来了，她带了一个县电厂的干部回队里。吃了午饭后，伍秀蓉请队里两个青年人，将她批的三棵树的木料，用鸡公车推回城里，那个电厂的干部也跟着回城了。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伍秀蓉以前准备做几件家具，向公社申请，批了三棵树，交了“育林基金”，领了“砍伐证”，才请人放的树。怎么一下子就被运回了城里，而且是由电厂的人来运的。

伍秀蓉送走他们后，跑来告诉我：“电厂的这个干部姓陈，住在我们家隔壁，我以前就一直叫他陈伯伯。陈伯伯的儿子要结婚，可是，女方要男方家一定要有家具‘三十二条腿’。这是当时继‘三转一响’后，最流行的结婚条件，才能结婚（三转一响是指‘自行车、手表、缝紉机和收音机’。‘三十二条腿’是指床、大衣柜、平柜、办公桌、梳妆台、音响柜、饭桌和厨柜八大件三十二条腿。）。陈伯伯家急得没有办法，到哪里去找木料呢（那时，没有成品家具卖，木料也是控制物资。）。正好，电厂让他下乡去招工，有五个指标。其中三个指标由县里戴帽下达，招收指定的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指定招收电厂的子女，也已经指定了人。只有一个指标是活的，还没有定人。陈伯伯知道我已经下乡很久了，一直表现都很好，对我们一家又很了解。就过来告诉我父亲，说他有一个招工指标，只要我能够找一点木料，给他儿子做家具，他就将我招到电厂工作。我不是正好放了三棵树，准备做几件家具，就将树送给他，只要他能将我招回去就行了。我还将队里分的七斤半花生，全部送给了他，他高兴极了。已经让我填好招工表。”

听了伍秀蓉的话，我脑海里又翻转起来，看来，她这次是走定了。我们应该向她祝贺，向她庆祝。可是，自己思想里却又有一点留恋，有一点依依不舍的情丝在里面掺合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伍秀蓉看着我，脸上也流露出留恋和无耐的表情。她最后鼓足勇气说：“要是多一个指标，你能和我一起出去，到同一个工作单位就好了！”

我这时突然感到，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不能影响她，更不能耽误了她的前途。她这次的招工机会太难得了，她和我们一样，已经经历了很多次残酷的打击，特别是“工农兵大学”那次，对她的打击太大了，不能再让她受到伤害了，她可能已经再也经受不起伤害了。

我立即尽力调整了一下情绪，高兴地说：“祝贺你，这次你终于能出去了！这是你的大喜事，也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都应该向你表示祝贺。你现在可以‘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了’。你现在也长大了，以后工作上一定要努力，不要让人感觉你白当了三年知青了。”

她听了我的话，望起头来，看了我一阵，说：“你今天怎么了？怎么来教导我了？不能说一些知心的话！”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县电厂是我们县里的国营厂矿，是各方面都最好的单位，又有发展前途，电力工业只有发展的。又在县城里，可以工作、家庭两面都照顾到。比在外面工作好多了。”

伍秀蓉生气地说：“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有意岔开她的话。

说：“我去将尤平安叫来，我们一起为你庆祝一下。”，说了我就走出院子，去叫尤平安。

伍秀蓉在背后望着我走出院子。

走出了院子，我知道她还在屋子里发呆。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一定要自己清醒，不能糊涂。作为一个女知青，下乡来有太多的困难，远比男知青要困难得多。自己都是有亲身经历，亲身体会的。她现在要走了，绝不能因个人感情拖累了她。

并且，我完全清楚地知道，她是国营厂矿工人了，自己还是一个知青，说白了就是个农民。农民和工人的差距那时候是很大的，这样大的差距能谈个人感情吗？不能，绝不能！

尤平安和我回到院子里。尤平安一进院子，就大声喊：“伍秀蓉，这次应该祝贺你。我们三个中，终于有人走出去了，这是大好事情。我今天来上灶做饭，为你送行，为你饯行。”

他说着，就直接走到灶房里。我忙说：“别忙，我们先抓一只鸡，不然，还没有肉做菜，怎么给伍秀蓉饯行呢？”

伍秀蓉不好意思地说：“算了，只要大家都有这分情意，不吃饭都是香甜的。”

尤平安立即说：“不对，我们一起三年了，相处得都很好。从来没有红过脖子黑过脸，情意不说很深厚，应该是很好的。”

伍秀蓉立即纠正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欠，我说错了。这三年，是你们多方的照顾我，帮助我，我才渡过了一道道难关。这份友谊，比同班同学、同桌同学都要宝贵得多，珍贵得多。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她说着，眼睛有一点湿润了。她又对我说：“就不要杀鸡了。”

我说：“你走，是你的大事，也是我们的大事，应该庆祝一下。再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就不可能再在这里欢聚了。这样，你给我们唱歌，我和平安去捉鸡。”

我和尤平安将我养的大红公鸡抓到了，就忙着杀鸡，烫毛，做饭。

伍秀蓉一边看着我们做饭，一边唱歌。她先唱了苏联电影歌曲《红莓花儿开》“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她又唱了朝鲜的电影歌曲《卖花姑娘》，“卖花姑娘，日夜奔忙，手提花篮上市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花人儿心悲伤。一片至诚，无限希望，培育鲜花多芬芳，卖去鲜花，换来良药，救治母亲早安康。------”

她又大声唱起了《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也跟着大声唱起来，院子里的小娃儿也跟着我们唱起来，完全成了大合唱，“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湘江畔您燃起火炬通天亮，号召工农闹革命。井冈山您率领我们打天下，红旗一举满地红。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胜利时想您心里明，胜利时想您心里明。啊----红军是您亲手创，革命航程是您亲手掌，知识青年（原歌词是‘红军战士’）怀念您，伟大领袖毛泽东。知识青年怀念您，伟大领袖毛泽东！”

我们又唱了肖华《长征组歌》中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高于天！”

我们唱这后面两首歌，倾注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倾注了我们的心声，仿佛也是所有知识青年共同的思想情感，共同的心声。所有的知识青年，不是都有共同的心愿，希望早日出去工作，渴望早一点为祖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