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满仓与马革红喝酒的时候，杨长河和全德正在饲养室商议满仓的婚事。

全德问：“听说人家姑娘看不上满仓？”

长河这时正在展示他练就的绝技：把用报纸剪的卷烟纸折好放在膝盖上，摊上烟丝，然后用唯一的一只手在膝盖上一搓，再将翘起的边沿横着在嘴边一沾，象玩魔术似的一只卷烟就成了。他抽了两口，吐出一片烟雾，这才说：“我看问题是出在满仓身上。”

“咋说哩？”

“他要是装疯卖傻，人家咋会能看上哩！”

“装疯卖傻？你说满仓是故意的？”

“要不，这么排场的小伙子，咋会叫人看不上哩！”

全德从嘴里拔出旱烟袋，把烟灰一磕，将烟袋杆往烟袋子里一装，再把烟袋子勒紧，将烟袋子的绳儿往烟杆上缠了一缠，塞进口袋。说“这孩子欠揍！我找他去！”

长河拦住全德：“老叔，你慌啥哩？咱得商量个办法来！”

“你说吧，该咋办？”

“我琢磨着，满仓还是放不下玉秀。得先给玉秀找个家儿！”

“说的倒是。我看赖娃这孩子也不赖，要不，把玉秀给赖娃说说？”全德完全是用一种平和，征求意见的语气和态度来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知道他无权决定玉秀的婚姻，而长河不一样，长河是玉秀的近门长辈，虽说他也不能决定玉秀的婚姻，但他可以和玉秀家搭上话，他的意见在玉秀家还是很有分量的。

“呸”，长河吐出嘴里的烟蒂，说道：“玉秀是高中生，赖娃只读过小学，俩人在一起没有话可说，太憋屈玉秀了。再说，赖娃没爹没娘的，玉秀一嫁过去，就得挑起一半的家庭重担，我实在不忍心。还有，赖娃和你们是一个生产队的，玉秀过来，与满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也怪别扭的。”

“是，是哩！你有没有合适的人？我说的是给玉秀。”

“你觉得铁良怎么样？”

“铁良？王福堂家的？”

“对。他和玉秀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在一起话会多一些，有王福堂两口子在，玉秀过去压力会小一些。”

“要说他家的孩子也是我从小看大的，人实诚，没孬心眼儿，也不怕出力。只是他这家庭出身······“

“我想过，给玉秀找个出身好，家景又差不多的，怕玉秀过去受气。嫁给铁良，一家人还不是捧在手里？起码受不了气！”

“对，对。还是你想的周到。”

“不让她跟满仓，我这心里就觉得对不起玉秀。再不给她找个合适人家，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也是！让谁去提亲合适哩？”

“你！”

“我？”

“对！只有你最合适！”

全德想想也是，长河出面肯定会落下把柄，自己是贫农代表，不怕被人抓辫子。再说满仓和玉秀的事儿王福堂肯定会听说，自己出面，等于向王家表明了态度，王家才能吃了定心丸来办这件婚事。

于是，全德说：“这事就交给我吧！”

全德决定先见见杨治文。他不想直接到玉秀家里去，他怕面对玉秀，也怕自己的提亲遇到难堪而出不了杨家的门。第二天下午他在收工的路上等杨治文。下工的人们陆续走过，不断的与他打着招呼。有人问他干啥，他大大方方地说，我找治文说个事儿。

杨治文走来，全德喊“治文，你过来一下。”

于是他走到一边的小路上去，杨治文跟了过来：“老叔，你找我有事儿？”

全德望着这个带着高度近视镜，当年风华正茂，能写会算的教书先生，现在已成了满头白发，一脸皱纹的老头，心里有些酸溜溜的。他带着内疚的语气说：“治文，对不住，孩子们的事儿真是对不住，我都没脸见你了！”

杨治文对全德历来都是很尊敬的，这时他看见全德老汉眼睛有些湿润，就劝慰道：“叔，这不能怨你，是玉秀没有那个福份。你让满仓该找就找吧！”

“难得你这么通情达理，俺多谢了。我来是想给玉秀提门亲。”

“中啊！谁家？”

全德往四周看看，见没有别人，就把长河昨晚说的话对杨治文说了一遍。他特别提到，这是长河的意思，长河也是为玉秀着想的。

杨治文明白长河的良苦用心，在目前的情况下，玉秀跟铁良，也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婚姻。他了解王福堂和铁良的为人，玉秀嫁过去，生活上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也不会被婆家低看，受气。同在一个村，自己与女儿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叔，这事儿我没有意见，你去对王家说吧！”

“你回去和玉秀商量商量，要是不中了，咱再找，千万别委屈了玉秀。”

杨治文点点头，说：“我晚上给你个准信儿。”

杨治文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全德望着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是个滋味。

吃过晚饭，全德来到饲养室，把牲口草料拌好，到室外将自己喂的三头黄牛牵到槽上，看着牲口你争我夺的在吃食，心里涌上了一丝惬意。他坐下来，抽出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一袋烟的功夫，外边响起了脚步声，他估计是杨治文来了。果然，杨治文掀开门上的棉布帘子走了进来。全德拉过一个凳子让杨治文坐下，把自己的烟袋嘴擦擦，递给杨治文。

杨治文没有接，说：“我已戒了两年了！”

“戒了好！戒了好！”

“我给玉秀说了，她没有意见。只是想尽快把婚事办了。”

“玉秀是个懂事儿的孩子啊！可惜眼下这时候，这时候啊！”全德说着有些伤感起来。

杨治文不便多说什么，就起身告辞，全德也没再挽留。过了一会儿，全德便锁上了饲养室的门，往王福堂家去了。

王福堂住在村西，和马革红家在一道街上。马革红家靠西，王福堂家靠东。同样是坐北向南的宅子，但从外表上能看出王家曾经是个比较富有的人家，别家临街大多是用土坯垒的围墙，即使盖有临街房，也是较为简陋的。而王家，临街的则是青砖到顶，又高又大的四间头瓦房。从宽敞的大门洞进去，有道二门，紧挨二门是东西对脸的厢房，厢房尽头起了个高台子，在离高台边一丈多宽的地方耸立着三间大瓦房。在瓦房的一侧有个过道通往后院。这些房屋是王福堂的爷爷和父亲修盖起来的，王福堂不费吹灰之力就从祖上接过了这份房产。

王福堂有个哥哥叫王振堂，颇有才华，不知道在外做什么事，有一年回家，走的时候把全德的大儿子来祥带走了。后来伪乡长李世昌带人来抄过王家和全德家，说振堂和来祥是共产党，以后两人便再无音讯。这所宅院便由王福堂一家住着，虽说几十年的风雨侵剥让房屋变得破旧，但仍掩盖不住昔日的气派。

对于王福堂家，全德是再熟悉不过了。在他父亲给这家当长工的时候，他就经常来这里玩，有时东家会留他在这里吃饭。后来他替父亲来当长工，就住在临街的房子里，对王家的角角落落比自己家还要熟悉。全德在这里干活还是愉快的，因为东家并没有把他当成下人看。东家虽然自己节俭，但对长工还是慷慨大方的，从不欠工钱，逢年过节还会额外的送些东西。农忙时候，东家除了一家人都下地干活外，也会请些短工来。按说，王家应划成富农，好不该王福堂当掌柜后，把所有的三十亩地一分两半，一半自己种，一半租给全德种。划成分时，因村里没有地主，觉得不好看，就把王福堂划为地主了。反正一个葫芦两个瓢，瓢大瓢小都是瓢。地主也好，富农也罢，都是阶级敌人。

王福堂对全德的到来吃了一惊。这几年来，两人虽然在没有别人时见面也会互相问候几句，但在公开场合是从不搭腔的。他不知道全德今天突然来家为了何事。他把自己抽的白铜水烟袋急忙递了过去。这个烟袋他在家里用的，平时是不敢拿出去的。

全德也不客气，接过水烟袋，呼噜呼噜地抽了起来。

王福堂小心翼翼地问：“叔，你有事儿？”

全德吐出一口烟：“铁良说下媳妇了没有？”

“唉！不好说呀！”

“我来想给铁良提门亲！”

这时坐在一旁的王福堂的女人说：“叔，你要是说成，俺可得好好谢谢你哩！”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王福堂问。

“治文家的玉秀。”

“玉秀？”王福堂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中？”

“中，中中中。只是，只是······“王福堂嚅嗫着。

“你是说她和满仓？唉！眼下这形势，你觉得她跟满仓合适吗？”全德说着放下手中的水烟袋。

王福堂明白了。他感激涕零地说：“叔，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我已和治文说过了，玉秀也没意见。”

“那就好！那就好！”

“有一点，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玉秀过来，可不能受一点欺负！要不，我也不会给你好脸看！”

“不会！不会！俺疼还疼不过来呢！”王福堂的女人连声说道。

“你们择个日子，就抓紧把婚事办了吧！别有那么多讲究了！，这也是治文的意思。”

“是，是！”王福堂连忙应着。

“剩下的事儿你和治文商量吧！我走了！”全德说走就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