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并没有降临，也许奇迹只属于《新约全书》。她的儿子最终被截肢，永远失去了膝盖下的两条小腿。她也在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拖着缺少一块骨头的身躯，躺进了郊区的一处荒凉的基督徒墓地。在那落叶聚积的地方，十字架墓碑上，刻着她短促的一生，也挂着一串项链。

黑暗中的回忆像是一节在隧道中飞驰的列车。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正面的一小点亮光。列车向亮光疾驰而去，但似乎又永远到不了尽头。只有时间的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正如他彻夜敞开的窗户，大圆顶模糊的影子由此烙刻在他的视网膜上，直到列车驶出隧道，巨大的光明让原有的亮光变得一文不值。

太阳升起了。

天蓝色再加上清晨金色的阳光，被上帝混合在一起，拜占廷式的圆顶仿佛成了调色板，呈现一种神奇的颜色。他不断想象着，在这个时刻，他想象着神秘的天启，圣灵会从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来敲他的门，抑或是直接从那天蓝色与金黄色混合之处破空而来，穿过窗户直抵他的心窝里。他觉得，就像基督最早在加利利海滨收的四门徒那样，一代代伟大的圣徒，总是出自于不怎么完美的人。

于是他总是在不断地等待，等待拯救他的牧羊人，把这只残缺受伤的羊羔带进归宿的羊圈，至少也应带进大圆顶下那日思夜想的神圣所在。但不会再有，正如许多年前，一个女人为了她可怜的儿子所承受的苦难一样，诸如此类神圣的奇迹再也不会发生了。圣灵依然遥远，就连眼前拜占廷式的圆顶也好像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只有一个背着画夹的女孩送给他的十字架项链离他如此之近，紧紧贴在心口，胸膛里一团炉火正温暖着项链上痛苦的耶稣。尽管他曾经在这串项链前犯下一个小小的罪过，也许这正是一种赎罪。

在他的楼房与大圆顶之间，正在修筑一座大厦。那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至少从物质角度来看是毫无疑问的。大厦正大口大口地向我们这座大工地般的城市喘着粗气，他不知道大厦到底有多高，但他明白，大厦将会像一座山峰立在他与拜占廷式的圆顶之间，把他们完全地隔绝。于是，他的恐惧与负罪感也与日俱增。

但他的梦，依然统治着他的夜晚。

他梦见了一个布道者。

等到梦醒的时候，双眼从虚幻的布道台上睁开，发现自己的屋子暗了些。一个巨大的阴影，如一堵沉重的墙，压在了他身边的画上，压在了他的瞳孔里。楼前那座宏伟的大厦，已在一夜之间又长高了许多，完全地超过了四周的建筑，彻底拦住了他的视线。拜占廷式的大圆顶躲到了这堵大墙之后，仿佛已在另一个世界。

大厦似乎还要不断长高，正如这座城市。脚手架上许多戴着安全帽的人忙碌着，他们的影子在那高高的地方晃动，给人以临近天国的感觉，就像许多年前建造那座东正教堂的时候。

他把头向后一仰，闭上了眼睛，让大圆顶在黑暗的脑海中出现。他不知道自己还怎么活下去。世界静止了，一切都土崩瓦解了，眼前这座宏伟的大厦和这座城市的许许多多高大建筑，甚至连他自己的大楼，都倒下吧，都像积木一样四分五裂，化为尘土吧。只剩下美丽的大圆顶，留在空旷死寂的废墟的中央，完好无损地直到世界末日。

同样，这个愿望也永远都无法实现。但世界对他而言，的确是静止了，正如他对世界那样。

这时，他的父亲回来了。

关于父亲，他只知道父亲是个画家，父亲一生中最得意的作品叫《母与子》，自然，那是以他和母亲作为模特。后来这幅画参加了展览，所有的评论家都觉得这幅画很像圣母玛丽亚与刚诞生的耶稣，就像《西斯廷的圣母》。气质简直就是从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原作上遗传来的一样。

事实上，父亲最擅长的还是临摹别人的作品。家里挂满了临摹自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乔尔乔涅、提香的画。父亲把《最后的晚餐》中犹大的脸画得如同一个受贿的国家干部；把《末日审判》画得像迎接新世纪；至于他临摹加工的《睡着的维纳斯》，则被美院的老教授斥之为有伤风化。

幼年的他是在父亲的这些画中度过的，他总是把画当做真实的世界，油画布上的少年耶稣是他童年唯一的玩伴。在明与暗，冷色与热色的对映、冲突中，他留下了对于父亲的印象。至于对母亲的印象，则是在她祈祷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