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玉搬走了，留下佩瑶母女陪着女房东。

她搬到老申那里去了，老申在布拉格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套很便宜的公寓，三室一厅。他一个人住着不单冷清寂寞，而且还得独自负担房租，因此便力邀黄文玉一起住。黄文玉算算账，房租分担，比现在能省不少呢。再说，老申再差也是个爷儿们，跟他在一起，怎么着也比整天守着一帮女光棍强。

欣然前往。

这时，她已经开始了练摊儿生涯。由于她有点语言，人也勤快，上货上得准，生意相当不错。一个月下来，千把美金的纯利总是有的。

黄文渝还在为陈妮娜当牛做马。披星戴月，毫无怨言。

他觉得值。

有陈妮娜夜里在床上相伴，他早已心花怒放。过度的奔波劳碌使他精神懈怠，体力渐觉不支，肝区也总是隐隐作痛。但他仍强撑着，东一头西一头地开车跑。这时陈妮娜已经不再跟他同去了，装车卸车，支摊儿收摊儿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每天早晨都来不及吃饭，通常都是凌晨三四点钟出发。外地城市的零售市场一般都距布拉格一二百公里左右，赶到后支摊子卸货，都弄好天也大亮。还未来得及喘口气，三三两两的顾客已经来了。一直忙到中午，抽空儿买个棍子面包加一杯咖啡就算是午饭了。晚上回来早已是疲惫不堪，面对陈妮娜烧好的一桌菜也毫无胃口。随便吃几口菜，喝两杯老酒便上床睡觉，床上还少不了一番大汗淋漓的辛苦劳作。有时黄文渝实在没兴致，但陈妮娜闲了一天精力充沛得很，非要不可，黄文渝只好强打精神挥戈上马。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趁纳纳穿衣服，她给老吴写了一张便条。

老吴：

纳纳我带走了，不要再找我，祝你幸福。

佩瑶

当晚，纳纳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

“妈妈，我们明天就走吗？”

“对，一早就走。”

“能见到姥姥了吗？”

“能。”

“纳纳可想姥姥了。”

“姥姥也想纳纳。”

“真的想纳纳？”

“真的。”

天一亮，匆匆吃过早饭，黄文玉开车带着她俩直奔机场。

然而，由于佩瑶的护照上没有纳纳的随行签证，布拉格机场海关不准纳纳与佩瑶同行。

佩瑶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又把纳纳在维也纳的出生证明拿了出来，无济于事。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佩瑶对纳纳说：“纳纳，这次妈妈怕不能带你走了。你先跟黄阿姨一块儿住几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

纳纳真是乖巧极了，她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无法跟妈妈走而必须和这位黄阿姨呆在一起，立即开始讨好黄文玉：“妈妈，我好喜欢好喜欢黄阿姨了，跟黄阿姨在一起才好呢。你放心去吧，早点来接纳纳。”

佩瑶说：“好的，你要听话，好好跟黄阿姨呆着，妈妈一定很快来接你。”又嘱咐黄文玉说：“小黄，拜托了，千万别让老吴把孩子找到。我回去马上办手续，争取尽快来接纳纳。”

黄文玉从她怀里抱过纳纳，说：“你放心吧，我在纳纳就在。”那时她也想去南斯拉夫，正准备托辛佩瑶发邀请呢，因此十分爽快。

佩瑶点点头，又去和海关做最后的交涉。这次她不用语言，而是把500马克夹在护照里递了进去。

事情突然就成了，纳纳被允许离开捷克。

纳纳明白了，她从黄文玉怀中挣脱，欢呼着扑向妈妈，早把她好喜欢好喜欢的黄阿姨扔在了脑后。

一年以后，佩瑶的妈妈来布拉格办事，我们又见面了。我问她那边的情况，她说南斯拉夫的生意非常好做，一双普通球鞋都要卖40马克。但政府方面对中国人极为苛刻，几乎不能得到居留权。她解释说，按照南斯拉夫有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只要在南斯拉夫注册了公司，就可以获得居留权。但政府方面就是不给你注册公司，想方设法刁难你。现在又出台了新规定，已经注册的中国人公司，必须雇用相当比例的南斯拉夫人工作，而且这些人的工资要用美元支付。一个国家已经不相信自己的货币了，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据说最近又要出台一项新法令，所有获得绿卡的中国人在延居留时，由过去的一年改为三个月。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米洛舍维奇执政时还稍微好一些，现在他下台了，政敌们到处散布谣言，说他执政时准备让四万中国人加入南斯拉夫国籍，好在大选中投他的票。这个谣言一出，新政府便开始驱赶华人。唉，为他们把大使馆也炸了，外交官也死了，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了，我叉开话题，问她纳纳的近况。

她笑了，说：“那个小精豆儿，可不得了，现在还总问我，‘姥姥你会不会不要纳纳了？’我说你是我女儿的孩子，姥姥怎么会不要自己女儿的孩子呢？她还半信半疑。我在贝尔格莱德没事儿去练个小摊儿，也就是卖点小商品，打火机啦，发卡啦啥的。生意还不错，买的人挺多。顾客一来纳纳就帮着我卖，她德语不错，英语也能说几句。顾客都喜欢她，就买。只要一卖，她就乐得蹦儿高。说‘姥姥，真好，又卖了，真好，又卖了。’收摊儿回家，她在路上总要问：‘姥姥，咱们今天又卖了不少钱，对吧？’可疼人儿了。我们在贝尔格莱德住的房子比布拉格差远了，那边供应不好，让经济制裁搞得有时连肉也吃不上，蔬菜也少。我就问她：‘纳纳，这儿好还是布拉格好？’你猜她怎么说？‘姥姥，南斯拉夫真好，我真喜欢这儿，咱们就在这儿吧，哪儿也别去了。’这孩子，她是漂泊怕了。话又说回来，一旦南斯拉夫不允许居留，我们娘儿仨还不知道又要往哪儿漂呢。”

“那福建人怎么样？”我问。

“不怕你笑话，”她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在外边儿小十年了，外边儿的事儿都清楚。那福建人没文化，可有老婆，还不止一个。我能说什么呢？我问佩瑶你是咋想的？她说我啥都不想，就想赚钱。我试探她，问他有没有和老婆离婚的打算？佩瑶说‘这你怎么能问我呢？得问他呀。再说了，他离不离婚关我啥事儿？’你说这还叫个话吗？不关她的事，倒好像关我的事了。这佩瑶是个孝顺孩子，看我不开心，就跟我说，‘妈你就别瞎操心了，他离婚我也不能嫁他，他不离婚我也不能和他分开，这道理你怎么不懂呀？’还算不错，他经常往南斯拉夫发点货，利润对半分。刚去南斯拉夫时钱不够用，他也帮助了一些。隔一两个月他去一次，呆个十天八天的，看看销售情况，考察考察市场。唉，真是斯文扫地呀。话本小说上不是常有这么两句吗？明知不是伴，情急也相随。”

她要回南斯拉夫了，我送她去机场，把一包东西交给她，说：“全是吃的，昨天国内来人捎来的。都是什么话梅、应子、牛肉干儿，给纳纳和佩瑶吃。里面有我的新手机号码，告诉佩瑶有事来电话。”

这期间，黄文玉那里连续发生了两件对她来说不啻是天崩地裂的大事变。

第一件是她的哥哥黄文渝在上海病逝。

那时，黄文玉已正式和老申同居。她曾要我为她预测一下这件事情的结局，并告诉我老申在无锡既有老婆又有孩子，而她却是头一次。说到这里，她羞怯地低下了细长的头。我不禁一笑，想起那位刻薄朋友的话来。

老申不仅是好吃懒做，而是什么也不做。几年来都是这样。以前还有条来钱的路：有个香港来的骗子叫丹尼·陈，与老申很熟。这位丹尼·陈几乎骗遍了布拉格所有与其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其中也包括老申，至今还欠着他0多万克郎。丹尼·陈花钱买通了他所在小城的警察，可以为那些黑在捷克或因为违法犯罪被取消居留权的中国人办理绿卡。老申便做这样的生意，他认识许多作奸犯科之流，因此生意还不错。

可惜好景总是不长——丹尼·陈嫌骗中国人利润低，就去骗捷克海关。不料东窗事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海关官员一同锒铛入狱。老申不但顿时断了生计，更要命的是还有几本护照在丹尼·陈手里。护照主人天天追着老申要，把老申弄得鸡飞狗跳。

要按黄文玉以前的标准，绝对不会看上老申这样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没长进男人。小小的个子，一脸皱纹，满嘴黄牙，看着都难受。她以前喜欢另一个上海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初来布拉格时曾和黄文玉在一个市场里练过摊儿，后来他去捷克南部一个风光秀丽的城市开了一家商店，有时到布拉格上货，便到黄文玉这里坐坐。亲不亲，故乡人嘛。

每逢小伙子要来，总是头一天晚上先打来电话。于是黄文玉便开始精心准备饭菜——她平时是极简单的，经常是一个面包一杯牛奶完事。但小伙子来就不能简单，她去买鱼买菜买蹄膀，使出浑身解数，做一桌地道的上海本帮菜。然后开始捯饬，涂口红、描眉毛、擦胭脂、画眼圈、染睫毛……不把自己彻底弄成个恐怖分子不住手。小伙子除了惊愕一下也就不大在意了，说上一顿家乡话，吃上一顿家乡饭，开车就走——城市在二百公里以外呢。

黄文玉不知道为什么就坚定地认为小伙子和她是郎情妾意，仅仅是心照不宣而已，而小伙子的每次到来，都可能是来宣布心照的。因此从一接电话便开始生机勃勃，仿佛是一株刚被浇了粪的喇叭花，灿烂在朝阳之下。

但小伙子每次都没有宣布心照，说走就走。于是黄文玉便细细回忆他此番的一颦一笑一句欲言又止的话一个四目遭遇时仓皇遁去的眼神……

喇叭花萎成了一片枯叶。

三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小伙子又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到布拉格来，但不是来上货，是要回国。而且，走之前有话要对她说。

黄文玉激动得一夜未合眼。

小伙子来了，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要回上海结婚了！

他匆匆赶往机场。

黄文玉把一张工笔画般精心勾勒的脸哭成一片狼藉！

以后，她还有过一两次感情投入。但对方或是不理不睬，全无反应，或是虚与委蛇，不接话头。黄文玉恨得牙根儿痒痒，她断定男人都是伪君子，是她的美震撼了他们卑贱的心灵，他们自惭形秽，便在她面前装圣人装傻瓜，或者他们干脆就是性无能患者。想到这里，黄文玉才心潮稍平，长长地呼出一口恶气。

就老申吧，聊胜于无。

自从被陈妮娜驱逐出境，老申在布拉格就没有碰过女人——不是他守身如玉不想碰，是女人不让他碰。布拉格的中国女人让你碰的最重要条件是你能改变她的生存状况，而老申自己的生存状况还急着想让人改变呢，所以，他只能“旱着”。

老申与黄文玉的同居，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从中得到的好处。

对于黄文玉来说，老申不是伪君子，不装圣人和傻瓜，而且也不是性无能。她的第一次是个白天，老申急吼吼地要和她make love（做*爱） ， 手忙脚乱，“性”趣十足。

对于老申来说，黄文玉可以养着他，替他交房租，交电话费，交汽油费，交所有乱七八糟的费，而且是个处*女。

老申不离婚，老申在同居之前已经向黄文玉说明了这一点。黄文玉叹口气，说实话，她也不想有这样一个husband（丈夫），还是做个se partnr （性伴侣）吧。

既然达成协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又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了各自渴望的利益，那就痛痛快快的过吧。

老申回了趟国，——是黄文玉的无私资助使他成行。老申后来对我说，他曾专程从无锡到上海瑞金医院去看望黄文渝，黄文渝面无人色，瘦得已经脱了形儿。他向老申打听布拉格的情况，问陈妮娜最近干什么呢。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准备过两个月就回布拉格去。

两个星期之后，老申的机票到期了。他提前一天赶到上海，找个旅馆住下便直奔医院。推开病房的门，见黄文渝的床空着，还以为他被推去做检查了，便坐在床上等候。一会儿护士来了，问你来看什么人？老申说了黄文渝的名字。护士说早晨刚刚死了，你要看就去太平间看吧。

老申飞回布拉格，先宣布了噩耗，又把黄文玉姐姐们的信交给她。黄文玉大哭一场，才展开姐姐们的信，知道为了给哥哥看病，家里花完了最后一分钱不说，还欠下了十几万元债务，嘱她想办法向陈妮娜要些钱来。

二人便商量怎样去找陈妮娜要钱，还是老申比黄文玉多吃了小二十年米，他说要想从陈妮娜那里要到钱，只有一个办法——严密封锁黄文渝的死迅，就说病情见好，最后需要动一次手术，急需费用若干。黄文玉夸他脑子好，他得意地一笑，说秘不发丧，古已有之，说着就拉开架式要从头儿讲起。黄文玉急忙喝住，说也不看时候。又邀他同去与陈妮娜交涉，老申不敢去，便编了一个他去反而不好的理由。黄文玉听了以为对，就自己硬着头皮去了。

她们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陈妮娜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冰，又替黄文玉点了一杯卡布其诺咖啡。

她详细询问了黄文渝的病情，为他的好转由衷地高兴。黄文玉以为成功了，然而陈妮娜马上进入正题，说她现在手上没钱，等有了钱再说。说罢她看看腕上小巧的劳力士满天星，说对不起，我还有个约会，先走了。

黄文玉目瞪口呆的傻在那里。

一个克郎没要到不说，还替陈妮娜付了酒钱。

黄文玉气愤的对我诉说：“我哥哥给她当牛做马好几年，一文钱没得到不说，还让她骗走0万呢！”

原来，黄文渝曾经让两个姐姐出资发了一个集装箱纺织品，说好利润三家分的。可是卖了以后，不但利润没分，连0万人民币的本钱也让陈妮娜独吞了。姐姐们跟黄文渝要钱，他不敢惹陈妮娜，就说亏了。姐姐们说亏也不能把本钱也亏得一分不剩吧？还要。妈妈急了，说你们再提要钱我就跳黄浦江！

“能对我哥这样，真毒啊！”黄文玉感慨地说。

其实，这还不能算毒，要说毒的事儿，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