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灵月等人听墨灵讲了中国古代圣人定义的政治伦理，社会形态，若有所得，但却又有些迷惘。

阮灵月问道：“那么说，我们中国古代是大同社会？这好象也不大对吧？我记得当年教授先生说上古时代确实是大同社会，但却又退化到小康，后面便是稀里糊涂了，大秦朝到底是什么，他也讲不清楚。

“《礼记?礼运》大同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墨灵摇摇头道：“不，我们中国的情况确实很特殊，社会形态似乎一直在倒退，仿佛跟人类退化的节奏是一致的。”

阮灵月一呆，问道：“什么意思，你提到人类退化，又是指什么呢？”

墨灵道：“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远古之时，传说人类就是神灵，开山裂石，焚山煮海完全不在话下，后来的人需要修炼，却也还能来去如飞，斩妖除魔，但到后来，却越来越弱，最终变成我们肉身的样子。”

阮灵月点点头，赞同道：“确实是这样，可是社会形态退化却是怎么一回事？”

墨灵道：“我们自己的史书记载，5000年以前是大同社会，从5000年前的夏朝起，夏商周三朝，我们是小康社会，和原始共产制有点像。

“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康社会崩溃时期，从2200多年前大秦一统六国后，我们实行的是郡县制，行王道政治。

“再后来，到宋明时期，又退化了一次，抛弃了王道政治，走上了资本主意道路，也踏上了奴隶制社会，本质上就是资本奴隶制。结果，这个朝代便无法按天命存在下去，只存在了短短的168年。

“从2166年宋明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到现在，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毛圣人时期的大同社会阶段，二是近20年来的国家资本制。

“这第二阶段，本质上却是被花旗国的金融奴隶制所支配，沦落成了物质生产国。”

阮灵月等女点点头，算是了解了中国的历史，但对金融奴隶制还是不明白。

阮灵月道：“哥哥，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什么是金融奴隶制呢？”

墨灵呵呵一笑，道：“对，扯得远了，但要说清楚什么是金融奴隶制，还是得从西方所谓的文明——也就是原始奴隶制的源头说起。”

西方夷狄文明，他们讲的并不是君臣之道，而是主奴伦理。

他们所谓的君主制也根本不是什么君主，而只是奴隶主。

在西方文化里，奴隶主对奴隶，强调的是无限的权利，而不是无限的责任。

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可以随意地买卖和杀害，只是会说话的牲口。一切都像下水道那样的黑暗和邪恶。

这种可怕的奴隶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贫穷，自然正义缺席。

那些被压迫被践踏的奴隶们，只能乞求在死后世界里获得尊严、幸福和正义。

这种群体性的乞灵行为，催生了各种淫祀习俗。

这种习俗，被后来的人翻译成了“宗教”一词。

在中国文化里，宗是指尊宗庙，教是指崇圣人教化。

夷狄们既没有宗庙，也没有圣人教化，翻译成宗教是不合适的。既然是聚众淫祀之邪窟，翻译成祀窟才准确。

比如基督祀窟，浮屠祀窟，恨猪祀窟，他们都是绝望的奴隶们所发明的。越是绝望的社会，淫祀现象越兴盛，祀窟越泛滥。

文化贫穷，造成了政治贫穷；政治贫穷，又造成了伦理贫穷。绝望的人民，只能在死后的下水道一般的黑暗世界里，像老鼠那样可怜地乞灵，呼唤解脱，呼唤救赎，臆想着上天堂，幻想着能一夜暴富。

天堂和地狱，并不是人死了之后，去那边看了一眼，然后比划着画出来的。而是蛮夷们根据现实中的主奴阶级的不同生活，推想出来的。

在这些奴隶们的心里，所谓天堂，就是奴隶主的幸福生活。

所谓地狱，就是奴隶的悲惨生活。

他们认为，在死后的世界里，受到救世主的审判之后，自己悲惨的一生，会得到补偿。

看吧，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死后世界。

除华夏之外的其他民族那里，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他们所描绘的死后世界里各种文艺作品的艺术加工素材。

祀窟恶习，是人间最肮脏的文明垃圾，但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文盲，却把它们当做高级货进口了过来。

这些悲惨的奴隶，过了几千年朝不保夕的生活。

直到东学西渐，中国文明传入到了西方，霍布斯这样的人，才仿照中国的政治治理模式，给西方人发明了国家。

他们的奴隶主，才摇身一变，变成了统治一个国家的大酋长。他们称这个大酋长为国王。

领主制的碎片化结束后，有了统一的大片领土的国家，有了法律，有了国家暴力机关，西方人终于才开化。

这也就是几百年前刚刚发生的事。

西方社会继续裂变，唐汉朝亡国后，中国这个技术中心和手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外国扩张，技术与生产随之转入西方。西方迎来了生产大爆炸。

生产大爆炸，催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又极大地催生了西方资本主意。

资本家为了要把国王统治下的奴隶们都解放出来，变成他们的工奴，所以他们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国王。

这使西方社会，从领主奴隶制，转型成为了资本奴隶制。

随着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形势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夷狄野蛮的军事实力，中国从耶历1895年开始，军事上不断地失败，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导致世界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

而西方又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是以社联为主的国家奴隶制社会，一是以花旗国为主的金融奴隶制社会。

中国从这时候起，就有一帮人开始迷信和崇拜西方的一切，在国内产生了社派和花派。

他们只看到别人已经比我们先进了，就觉得我们不如别人聪明，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上的自卑。

他们看不到历史上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他们只看到短暂的绝望和落后。

任何深层次的信心，都来自文化上的优越感。

而文化上的自卑并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来自于没文化，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也不了解别人的文化。

本来中国在两大阵营中周旋，施行的是联弱抗强的政策，联花抗社，对花旗国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宽松了许多了。

自从毛圣人逝世后，国内的意识形态便渐渐地被花旗国渗透，在官僚阶层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亲花派。

这些亲花派形成了可怕的对花旗国的崇拜和迷信，产生了一种带着人种原罪和文化原罪般的奴隶心态。

当毛圣人逝世后，这些亲花派放弃了大同社会的理想，放弃了货币主权，不再以企业所生产的商品和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锚定货币，而是附庸花旗国货币“刀”，在各个权力部门推行花旗国那一套金融奴隶制。

什么是金融奴隶制呢？

就是将本国的货币和“刀”挂钩，以出口商品换汇，以外汇储备为锚，以刀为本位币，形成本国货币的发行机制。

彻底放弃本国货币主权后，华币变成了刀的买办货币和附庸货币。

货币主权沦陷之后，中国和花旗国全面接轨，正式加入了跨国金融奴隶制的货币环流之中。

这个货币环流的结构是这样的，花旗国刀联储负责创造信用，发行花刀，中国制造商品，卖给花旗国，换取花刀外汇，刀流入中国后，中国央行强行结汇，通过外汇占款方式发行出来华币。

强行结汇下来的刀，以购买花旗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花旗国，花旗国人拿这些回流过去的刀继续购买中国的商品。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跨国金融奴隶制环流。

中国人累死累活的生产商品，花旗国只要印刷一堆花花绿绿的纸片，就能将我们生产的商品换回去享受。

而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也没有流动到民众的手中，而是被央行又拿回去购买毫无意义的花旗国国债，再次进入诈骗我们商品的循环中。

这是外部的跨国循环，中国人民在这个循环中是沾不上一丝荤腥的，因为他们手上根本没有一张花花绿绿的纸片。

他们手中只有“华币”。而华币是怎么产生的呢？在这个循环中又居于什么地位呢？

央行通过外汇“刀”为本位币，创造出华币的信用，华币的信用被创造出来之后，以信贷扩张的方式，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了，人民有了钱，亲花派制订政策，再通过住房，汽车，教育，医疗等消费，把这些钱都回收到银行。

银行拿到钱，再进行信贷扩张，制造更多的货币，这样就形成中国内部的金融奴隶制货币环流。

这套内部货币环流，催生了国内的金融寡头。

在整个跨国金融奴隶制货币环流中，国内的金融寡头们，他们听命于花旗国的大奴隶主。

国内的金融寡头，再通过移民，洗钱等手段，把在国内积累的华币资本，换成刀，回流到花旗国奴隶主手里。

一轮又一轮，花旗国的金融领主们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印刷出花花绿绿的纸片，就可以不劳而获过上超级发达的生活水平。中国人生产创造了一切，却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经济成果。

这就是花旗国建立起来的金融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