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慢慢适应了梓州幕府的生活。过不多久，张黯有事回京去了，柳仲郢便请商隐把掌书记的工作兼起来，而节度判官一职不变。这样，虽然忙一些，但待遇也更高了。其实，即使商隐不担掌书记之名，柳仲郢也总是喜欢请他代笔，现在不过是更加名正言顺罢了。

闲下来，商隐也会外出游览，把梓州境内风光较好的去处玩了个遍。不过，他觉得还是离州府不远的西溪最值得流连。或者独游，或者结伴，西溪成了商隐常去的地方，留下的诗篇也最多。

此时，李商隐的诗名已趋鼎盛，他的诗篇一出手，立刻就会传开。有好事者知道府主喜爱吟咏，还专门把商隐的诗抄送给他。柳仲郢本是风雅之士，也就有意无意地做了不少唱和之作，叫人誊抄得工工整整地给商隐送去，并附了一封信，谦虚地请商隐“吟正”。商隐本不知情，接到柳公来信，才知他不但读了自己的诗，还主动唱和，前来讨教，真是不胜惶恐，赶快致书答谢，这就是现存商隐文集中的《谢河东公和诗启》。

除了写诗作文，偶有酬唱外，还有一件事，就是整理近年来的文稿。

六七年前，在从桂林赴江陵出差的船上，李商隐曾“削笔衡山，洗砚湘江”，编成《樊南甲集》，自那以后竟然又陆续积下了五六百篇文字，删去一些平淡之作，值得保存的也还有四百多篇。日前正好有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叫杨本胜的，从长安来到梓州幕府，恳请李商隐指导作文，并求借商隐撰写的各类文稿，说要细阅揣摩。这就引起商隐再次编集《甲集》以后全部四六文章的念头。

这个杨本胜，名筹，本胜是他的字。他出自弘农杨氏，也算得名门望族。其父杨汉公，在文宗朝也是个有名人物。李商隐与汉公本人没有什么交往，但汉公的哥哥虞卿倒与商隐相识，那时商隐还很年轻，虽然虞卿已经失势离开朝廷，但毕竟是商隐早年结识的一位高官。杨虞卿后来被贬死遂州，商隐还曾有诗哭吊。杨本胜此次来到梓州，当然会谈起家里这些人和京中的各种事。光阴迁贸，物是人非，令商隐感慨不已。

可喜的是，杨本胜在来梓州之前，特意去探望了衮师姐弟，可见他虽然年轻，却是个有心人，很能体贴他人。

李商隐在梓州无日不思念儿子，今有小杨带来儿子的最新信息，自是由衷感激，也就对小杨产生了好感。他们畅谈了几个晚上，商隐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

闻君来日下，见我最娇儿。

渐大啼应数？长贫学恐迟。

寄人龙种痩，失母凤雏痴。

语罢休边角，青灯两鬓丝。

然后，他就动手编起新的文集来。没几天，文集编成，名之曰《樊南乙集》，又动笔写了一篇《序》记述编集的经过。此时是大中七年（85）十一月，距《甲集》的编定恰是六个年头。

这篇《序》从大中元年（847）编《甲集》说起，一路说下来，桂林府罢，回京从调，由周至尉改京兆参军事，因牛僧孺祭文而得京兆尹称赞；赴徐州入卢弘止幕，卢卒后回京，曾任太学博士；不久辞职，应柳仲郢之邀到梓州幕，先判上军，后兼记室，直至今日，竟又积下了五六百篇文稿，删汰一番，值得保存的也还有四百篇左右。

《序》中有句话，最引我们注意：

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

商隐于大中五年（851）来到梓州，今年是第三个年头。妻子亡故，离乡背井，连儿女都无法亲自照顾，心情怎能不压抑低沉？产生“剋意事佛”的想法，实在很自然。

本来，商隐是崇信道教的，年轻时在玉阳山的道观修行过，读了不少道书，也曾炼丹服药，参与入静出静的仪式。不过他从来不主张真的出家入道，也不大相信什么蝉蜕换骨、羽化登仙之事，至少从不相信这样的好事会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当他精神极度苦闷无以排解的时候，便更多地倾向了佛教。

他曾说，自己接触佛教其实是很早的，“始自童幼，常所护持。……恍惚之间，感验非少”①。佛教似乎早就进入了李商隐的生活，从他的诗作看，他曾和不少僧人交往，也曾专诚到僧院听讲佛经。②他对佛教宗旨和法力的信仰也曾表现在下面两首诗中：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

（《北青萝》）

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

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

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

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

（《题僧壁》）

只是如今他更为强烈地信奉，甚至产生斩断情缘，为清凉山行者的一闪念。与道教许诺成仙和长生不同，佛教要人承认并接受现世的苦难和困厄，但把一切苦难困厄看成空无，要人无争无竞，行善积德，以求得来生的幸福，勤修得来的福分不但有益自身，而且将惠及后人。这对安抚那些遭逢不幸而头脑清醒者的灵魂，似乎更有吸引力。

梓州城北有座长平山，山上有个慧（惠）义寺，规模颇大，历史悠久，在远近一带很有名气。当年杜甫流寓蜀地，曾到过此寺，并且留有诗作，说它是“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峰。阑干上处远，结构坐来重”。①又曾记述一次在该寺的游览：“清闻树杪磬，远谒云端僧。……耳激洞门飚，目存寒谷冰。”可见此地环境雅致，风景优美。②如今，柳仲郢、李商隐和梓州幕府一班同僚，也是慧义寺的常客。寺里有几位年高德劭的和尚，其中一位俗姓李氏的老僧，据说还是出身皇族。商隐每去，很喜欢与他们聊聊。

柳仲郢也是个虔诚信佛的人。前不久，他决定在慧义寺的南禅院建“四证堂”——佛教称修行得道为“证”，“四证”就是四位得道高僧。柳仲郢准备建堂画像供奉的“四证”，是益州静众寺无相大师、益州保唐寺无住大师、洪州开元寺道一大师、虔州西堂寺智藏大师，都是他最崇拜的高僧大德。

这四位大师时代约略相近，实际上是两对师徒，且都赫赫有名。无相大师是新罗王子，入唐学佛，曾受玄宗召见，圆寂于肃宗至德元年（756）。无住大师是无相的法嗣。据说师徒二人在安史之乱玄宗避难西蜀时，都曾随侍护驾。道一大师就是著名的马祖道一禅师，本籍什邡，从蜀中到湖湘江西传法，教化广远，贞元中示灭，元和时，谥为大寂禅师。智藏大师是马祖道一的入室弟子，元和中坐化后，宪宗、穆宗先后赐谥，也是僧界的杰出人物。

四证堂建起来了，写真像也请人画好，接下来便是立碑。文字镂于金石，为的是永久保存和流传，碑文当然要请个大手笔来写。柳仲郢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不必远求，就是现在梓州幕中的李商隐。他向商隐一说，商隐爽快答应，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件事。

李商隐来到梓州，已经为著名的道兴观写过碑铭，还写过一篇《道士胡君新井碣铭》，都写得用心，是流传很广的名文，尤其是那篇《道兴观碑》。

道兴观历史悠久，号称“五帝盘游，九仙卜筑”，虽僻处西蜀，“亦中州之藩服，上古之名区”。隋时遇到一场大火，唐初复建，规模更大。由开元、元和、开成而至今，道观随世事纷变而兴衰。如今道兴观的主事人是女道士冯行真。她和一干信众修缮了道院，拟立新碑纪盛，特请商隐书写碑铭。商隐早年信道，熟悉道教经典，而且与女道士有过亲切的交往，心里对她们留存着深深的同情和好感，如今冯住持来求文，他当然不会拒绝。费了几天工夫，商隐把这篇碑铭写得十分精彩。

《梓州道兴观碑铭》以骈文作序。序文开篇阐扬道教精义，接叙道兴观历史，末述女观主因商隐“五郡知名，三河负气”而来请作碑铭的经过。序的后面是八十句四言的铭文，实际上就是一首四言长诗，其内容则是前面序文的韵文化和诗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来欣赏一下铭文正面描写道兴观的一节，借一斑以窥全豹：

……惟此左川，西南奥壤。古有经始，今存显敞。瑶林琼树，铜池宝网。玉女云衣，仙人露掌。……

这篇碑铭让修缮一新的道兴观更出了名，引来许多道众和游客，也使梓州远近的人们都知道州府从京师请来了一个善写碑铭的大文人。到了慧义精舍南禅院四证堂落成，要写碑铭的时候，当然便非李商隐莫属了。

《四证堂碑》也是前序后铭，其序也是一篇长长的骈文。商隐详细了解了四位高僧的生平经历，用大量典故和雅致华美的语言，一一叙述他们的事迹，叙述中深含着赞叹之意，也就申述了柳公崇奉四证的理由。这样，将来读到此碑的人，便能知道四证的史绩，知道柳仲郢建四证堂的意义。这部分是碑序的主体。

接着，缕述柳仲郢建四证堂的过程，包括请江西观察使周敬复代邀著名画家作四证写真像，画成后周特派专人送来的经过等等，娓娓的叙述中表达了做此事时态度的虔敬和隆重。

然后写到慧义寺和四证堂的环境景色，着重说明此次建堂所用材料均为自筹，“皆不资官廪，无取军租”，即丝毫未曾动用公款，这自然是重要的一笔。又特意说到本寺的住持是一位出身宗室的有道高僧，四证堂由他护持，自然是最理想的。最后叙述自己乐意撰写此碑，且对碑铭之文十分自信。也都是碑文必不可少的内容。

这是一篇叙事性很强的文章。可唐代骈文的写法是不直接叙事，基本上不用白描和实写的办法，而是要用典故代言。比如“惟无相大师表海遐封，辰韩显族”一句，说的是无相大师来自新罗，是韩人的显族。用“表海遐封”代指新罗，“辰韩”是韩民族的一种。这两句还比较好懂。紧接着“始其季味（妹），夙挺真机。见金夫以有躬，援宝刀而败面”两句，回述其历史，可具体内容就难以把握，前一句“季味”还是“季妹”就不能肯定，就算依“季妹”来讲，她何以“夙挺真机”？此与无相（其时应是新罗王子）又有何关系？并不清楚。即使注出了“金夫”“有躬”“宝刀”“败面”的出处，其具体内容还是不清楚。

下面的叙事，凡用典故者，多有此种情况。比如还是在无相大师一节，“遇羯虏乱华，銮旌外狩……”一大段，钱振伦就注释曰：“此下三十七句，似明皇幸蜀，无相、无住两僧并有保护之功，但正史不载，或系缁流附会其词耳。”可见，这三十七句的大意可解，但拿正史来核对，却也没有充分依据。李商隐用骈文叙述这段有关无相、无住师徒的历史，也就在可解不可解、清楚不清楚之间，读者知其大意可矣。

可见，借用典故来叙事，其坏处是清晰程度较差。典故不是人人都懂都熟悉，而且典故往往含意多端，易生歧解。但也有好处。典故含有历史内容，内涵丰富且往往带有倾向性，作者选用什么典故，如何措辞，本身就渗透着褒贬爱憎之情，可使文章不但充分雅化美化，而且自然地具有了诗性。商隐这两篇骈文（其实也包括其他同类作品）就都是优缺点并存。

但骈文和用典故叙事，如果运用得当，如果写者和读者水平基本相当，还是可以达意传情，也可以用来处理事务。故唐代朝廷的诏告制敕，都采用骈体，而是否善写骈体章奏，也成为文士进身的条件之一。

骈文把文字之美和委婉含蓄的特色发挥到了极致，是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高度发展、达到极高水平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标识。这样的文章写法，这样的文字之美，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而我们在唐代就做到了，且做得很好。

李商隐就傲然屹立在骈文的巅峰上，成为中国骈文最优秀的代表和最高典范。

虽然因为骈文有不切实用和曲高和寡的弊病，对作者和读者的文化要求都太高，后来，在文化日渐普及而水准降低的情况下，这种过于贵族化的表达方式逐渐退出了日常应用的领域。但在部分文化人中，或就其某些要素（句式整齐、对仗、谐声等）看，骈文至今仍然活着。骈俪现象是植根汉语自身本质的一大特色，只要汉语不亡，骈文家族终将继续存在。

李商隐骈文之美，已属于历史。这美，是前人智力劳动创造的一宗宝贵遗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将永远为中国人所珍惜。

因为去得多，商隐深深地喜爱上了慧义寺的环境，也熟稔了那里的僧人。

在一次与寺中长老闲聊时，商隐想到了一个计划：他要亲自用金字抄写一部“诸经中王，最尊最胜”的《妙法莲华经》，并用自己的俸银，在慧义寺的经藏院买一小片地方，在那里凿几间石室，来收藏这部佛经，以示他对佛的虔诚。

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佛寺提出此类要求的，佛寺更不可能随便接受此类要求。但李商隐不同，慧义寺同意了。

从此，李商隐每天清早便盥洗净身，焚起一炉好香，用和了轻胶的水蘸着金粉，认真地抄写起《妙法莲华经》来。他一面抄，一面默诵，排除了一切杂念，脑海一片澄明，暂时忘却了人世的困厄和烦恼。

《经》快抄完，他又给柳仲郢写信，请他为这部金字《妙法莲华经》作一篇记文，准备将来一并收藏。

柳仲郢既与李商隐有同好，也赞赏商隐的做法，很快便把《妙法莲华经记》写好派人送来。这令李商隐十分感动，随即写了一封言辞恳挚的感谢信致柳仲郢。

李商隐写的这两封信，连同他谢绝张懿仙的信，都保存在宋人编集的《文苑英华》中，题为《上河东公启三首》，成为我们了解他这一时期生活和思想的重要史料。

信佛帮助李商隐度过许多孤独寂寞的不眠之夜，但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思乡念儿，就是一个依然摆脱不了的心结。大中七年（85）春节过了，二月来临，春色渐渐浓起来，当地的人们开始脱去棉衣，走向户外。

二月初二是蜀地民间的踏青节。这一天，衙门公署一律放假，梓州几乎是倾城外出郊游。李商隐也随俗来到了郊外。

东风骀荡，天气晴朗，桃红柳绿，蜂舞蝶飞。从神泉、万安流来的中江和从昌明、绵州流来的涪江，在梓州城西南汇合，一江春水清新而浩荡，使人心胸顿时开阔。府里有人借了一条大船，载着同事们游江。李商隐乘兴登舟饱览两岸风光，他看着迢迢隐隐的青山，看着岸上熙熙攘攘的游人，听到远处传来的笙箫和歌声，不禁想起家来。

可是，家在哪里呢？雪娘已然不在，孩子寄人篱下，自己漂泊于万里之外，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长安。

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雨夜声。

（《二月二日》）

这首记录当日情景的七律，开头的调子相当轻松愉快，“紫蝶黄蜂俱有情”显得亲切，“花须柳眼各无赖”不但亲切，而且调皮有趣，都说明作者是带着一份好心情出游的。但一到涉及“忆归”，情绪就变了，再也提不起兴致来了。最后甚至责怪“新滩”和江水，怪它们不懂得他这个游人的心意，江水冲激刚刚苏醒过来的沙滩，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心事重重的他感到似乎身处“风檐雨夜”之中，愉快就这样变成了凄苦。

其实，江水和新滩有什么过错呢？李商隐写诗，常爱用这种无理的责怪来表达心中强烈的感情。责怪是无理的，但情感却真挚而强烈。这可以说是诗人的一种特权，也形成李商隐诗的特点之一。

除了这里，还有个典型例子，挺有意思，值得一说。

那就是《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的颔联：“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我们人世本已为少聚多散而痛苦不堪，你美丽的荷花干吗也来凑热闹，非在这时候让花叶凋败零落呢！瞧，明明是诗人自己为离别而难过，却责怪荷花不该凋谢，看他说得多么振振有词，却实在是多么强词夺理。

不管怎么说，在东川的日子还是过得不错的。公务办理，各类写作，郊游寻胜，寺院访僧，抄经念佛，偶赏花酒，听歌观舞，也不免逢场作戏，谑笑调情。这些，在李商隐的梓州诗中都能找到痕迹。

闲来，他也想念老朋友。像温庭筠，还在他初到梓州时，就曾有诗问候，诗云：“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风物近柴荆。寒蛩乍响催机杼，旅雁初来忆弟兄。……”①温庭筠是把李商隐视为兄弟的，他们虽然生活作风不太一样，但能够相互理解，没有隔阂。商隐也曾寄诗问候：

薄宦频移疾，当年久索居。

哀同庾开府，痩极沈尚书。

城绿新阴远，江清返照虚。

所思惟翰墨，从古待双鱼。②

李商隐的梓州诗中常常提到他的身体，似乎那时就经常生病。《西溪》诗有“天涯长病意，岑寂胜欢娱”的话，《寓兴》诗说“薄宦仍多病，从知竟远游”，有的诗题目上就说得很明白，如《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如《南潭上亭宴集以疾后至因而抒情》，几乎不离一个病字。这里寄给温庭筠的诗也是一开头就说薄宦多病，并用“哀”和“痩”描写自己。哀，是因为远离家乡；痩，当是商隐的真实情况。他盼望温庭筠多多给他写信，说独自在外，最思念的就是朋友，不能经常见面，书翰墨迹也是好的呀。而当他得知他们共同的朋友去世的噩耗时，第一个念头也是给温庭筠写信。《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就是为卢献卿之死而写寄温庭筠的。

卢献卿，字著明，范阳人，一说是会昌进士，一说是大中进士，总之是多年应考“连不中第”，因遭谗被摈而仕途抑塞。①卢献卿一腔怨恨发之于诗文，后不幸早死，引起人们广泛的同情。他的代表作是《愍征赋》，《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一卷，但后已佚失。

晚唐著名文人司空图，与卢有通家之好，又是卢的忘年交，对卢极为钦佩，曾为《愍征赋》作注（佚失），并写有《注愍征赋述》和《后述》各一篇。前者称赞《愍征赋》“且自体变《江南》，气凌邺下，胪分工拙，差可抑扬”。即谓《愍征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体格不同而可比美，其气魄则几可凌驾邺下文人的建安风骨。②后者则阐发《愍征赋》的价值和意义：“著明幸于弃黜，而能以《愍征》争勍千载之下，吾知后之作者，有呕血不能逮之者矣！”“且凡禀精英之气，是或有智谋超出群辈，一旦愤抑，肆其笔舌，亦犹武人逞怨于锋刃也。俾其无所控告，驱于仇敌，必贻家国之患矣。然则据权而蔽善者，得不常以此危虑哉！”③司空图的意思是，才士们的受压反抗，发愤为文，不但可使自身不朽，而且是一种武器，跟武人手中的刀剑匕首同样能致奸邪于死命！因此，他警告那些蔽善害贤的掌权者不要小看了他们——你们积恶多了，一定会遭恶报，既贻害自己又贻害国家、社稷！

卢献卿是李商隐、温庭筠的同辈朋友，他的死，也如刘的死一样，使商隐格外悲伤。他寄给温庭筠的哭卢诗，虽不及司空图两篇文章的控诉和警告那般强劲有力，但其深沉的愤怒和痛楚，仍是非常感人的：

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

空馀双玉剑，无复一壶冰。

江势翻银汉，天文露玉绳。

何因携庾信，同去哭徐陵！

（《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