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当沙俄帝国风雨飘摇，人人都在谈论到底是革命还是改良时，一位名叫巴甫洛夫的俄国科学家却在俄国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系的实验室中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实验。

他的实验对象和工具非常简单：一只狗，一只铃铛和一包狗食。

凡是和狗打过交道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每当狗饥饿并看到食物时，就会流口水。这是狗与生俱来的天性，其生理功能是口水会帮助进食时的消化。这个自远古时代野狗被驯化以来人们见惯了的现象在有心的科学家那里获得了新鲜的意义。

巴甫洛夫每次喂狗前，就摇一阵铃。

经过多次重复，一个意义深远的现象出现了：有次巴甫洛夫摇了铃，但没有给狗食，当狗听见铃声时，口水不由自主地淌了下来。

今天，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现象叫做条件反射。

如果你长期给予动物一定的信号，而这个信号又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或环境同时发生，经过一定量的重复，动物的神经系统会自动地把这个信号的出现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或环境相联系，从而自动地作出对那种环境的反应。

这种功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的训练形成的。

1903年，巴甫洛夫在马德里的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和研究报告，认为条件反射是高等动物和人类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生理机制。

1904年，巴甫洛夫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成为俄国科学界的泰斗。

若干年以后。

随着宇航技术和空间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类已经占据了银河系所有的可居住星球，开始向河外星系发展。

这种资源的相对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人类历史进程，但科技的进步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人类思想上的自私和高尚相互博弈的问题，也叫兽性和人性问题，用古代文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孤独”。

因此滋生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人们失去了信仰。

被后世称为“独裁者”和“千古教宗”的银河帝国高祖巴尔达克.陈经过五十年的奋斗，终于统一了整个银河系，让人类历史进入了银河历纪元时代，并建立了共和教派，作为全体人类信仰的唯一宗教。

统一必然伴随着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极端混乱和衰落。除了首都星系R星球外，整个银河帝国到处都陷入了可怕的*中，科学家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就连最伟大的黑洞旅行者基尔达夫都没有了冬天用来烤火的木材，当然，这种几千年前的取暖方式只不过是基尔达夫的个人怀旧情结而已。

鉴于这种情况，银河历元年1月31日，出生于华夏混血家庭的陈高祖签署了一道政府命令：《古代地球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银河帝国人类具有巨大的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进行再研究，以期到达社会完全和谐的目的。

曾经对基尔达夫说科学家不是帝国的大脑，而是帝国的粪便的陈高祖为什么如此看重巴甫洛夫呢？

难道仅仅因为巴氏得过几千年前的诺贝尔奖，是远古俄国科学界的象征性人物吗？

这不是没有可能，但更有可能的是巴氏的学说在陈高祖眼中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难道不是吗？远古时期有个名叫马克思的哲学家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来看人性，认为人性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可改变的东西，完全是环境的产物。人性就是阶级性。

马克思的名言是：“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而是人性的不断改变。”

在陈高祖看来，银河帝国建立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改造社会，更是重塑人性。他在《我的历史》一书中指出，五十年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让所有帝国子民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

而首任帝国国务总理鲁斯图.冯.布灯更是认为人类是可以从生理上进行完全改变的：

“人将最终达到自身真正的和谐……他将首先控制自己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的器官活动，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再生产，在必需的限度内，他将使得所有这些活动听从理性和意志的支配。甚至最纯粹的生理过程都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

古代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理论无意中给了帝国高祖和国务总理以重大的启发：环境可以改变人的生理和心理，创造出新的反应机制。通过重复的灌输和指令，人的大脑会对一定的术语和名词产生条件反射，自动地做出和灌输者和指令者的要求相一致的反应。

这真是太美妙了！

陈高祖和布灯总理认为这正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最终途径”，因此说巴氏在几千年前的发现“对银河帝国全人类具有巨大的意义”决非言过其实，它将令以前产生的任何理论都成为无用之物。

从帝国皇帝往下，各级帝国贵族和官僚都对巴氏学说毕恭毕敬，人人都会说“条件反射”。

陈高祖驾崩后，继任的帝国太宗斯宾恩.陈在把所有皇兄皇弟和若干反对派往死里整的同时也没忘了下命令要“帝国巴甫洛夫阵线”和“帝国巴甫洛夫生理学理论问题委员会”好好工作。

帝国前几任皇帝都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研究作了极大的投资，为了平息下层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帝国第三任皇帝达尔巴.陈宣布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是反人类的伪科学。

这一褒一贬难道是偶然的吗？

难道它们和帝国政权以重塑人性为最终使命没有关联吗？

和形形**的银河系思想改造运动遥遥相对的是，巴氏理论在帝国生物学界一枝独秀。帝国第八任皇帝第也该.陈在位时期，最著名的巴氏学说权威、帝国大学自然科学学院首席教授、帝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帝国三百年来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思想家张镛在给学生开课时公开说：“巴氏学说不是绝对真理，它可能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

他根本不相信陈高祖的“人类思想革命”有什么成功的把握，认为“把大量款项用在研究巴氏学说上，而帝国大学的自然实验室每个月只有相当于蓝领工人月工资的三千银河币”是不可思议的。他反对用战争来解决或消灭政治问题和不同的思想异见者，说帝国为了陈高祖一个人的理想牺牲得太多了，还说帝国目前的政策正在把伟大的银河帝国引向“死路”。

由于张镛的地位，帝国皇室和政府不得不对他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张镛实际上代表了帝国知识界在对这场思想革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发出挑战，是继一百年前原子物理学家格林斯潘提出“思想自由和时间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之后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帝国皇太子请人捉刀代笔，代表帝国皇帝出面写了长篇文章，题目是《论人类思想革命，我们的帝国，文化和其他》。皇太子把张镛的“死路”论拿过来，把张镛的观点排列为四种，逐一加以驳斥，认为它们才是帝国和全人类的四条“死路”。

他质问道：“如果斗争的胜利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没有选择：（为了斗争的胜利）我们必须先牺牲其他的东西。”他还摹仿帝国高祖训斥知识分子的口吻，轻蔑地说知识分子和教授们对人类这场思想革命的怀疑是“几万年前石器时代的思想。”

出于某种考虑，张镛后来没有再和帝国皇室及政府公开作对，他对政治的发言已经超出了一个科学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在科学史上再留下一点东西，而在这一方面帝国倒是十分慷慨。但他却始终把自己支配的那一小块地盘看管得十分谨慎。

银河历333年5月18日，帝国著名作家希罗（《银河帝国世界史纲》的作者）采访了他。希罗发现张镛的自然研究室和宅院是他个人的领地，在这里根本感受不到帝国一丝一毫的气息，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行将就木的张镛当着希罗的面对银河帝国的思想革命能促进人类发展到和谐社会那一套官方教条嗤之以鼻，同时对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抱以谨慎的乐观态度。

或许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自觉地抗拒条件反射的方式吧，他可不想一听见铃声就淌口水。

和后天获得的许多功能一样，条件反射不是一经建立就永久不变的。

更重要的是：狗不会说谎，而人会装假。如果你连续摇铃但不给狗食，时间一长，狗的口水就干掉了，但人会照样跟着喊口号，表态和交心。

历史证明，银河帝国的皇帝们都不懂这一点。

银河历333年5月20日，张镛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银河历678年，银河帝国崩溃。

末代皇帝杰克.陈被掌权的银河三级议会处以绞刑，他临死前说出了让自己流传万代的一句名言：“人，不同于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