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抢收抢种（作者：蔡运生）

抢收抢种时节，田里的小麦一收割完，队里安排人将麦把子背到大晒坝里晾晒着，还顾不上打麦子，搞小麦脱粒。立即安排人放水泡田，因为大春时节，一寸光阴一寸金，季节不等人，耽误了季节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放水泡田了，堰塘里的水一放到田里，就必需有人去耕田，避免水又流跑了。耕板田是耕地中比较困难的一项。因为板田很硬，很板结，不象抄地、油菜田那样疏松，那样容易翻耕。同时，翻耕时，翻耕的泥土将田里的水搅浑后，看不见犁沟，容易将田耕花，使田里有的地方耕上了，有的地方就没有耕过。使得栽秧时，秧苗插不进泥土里，无法栽秧。也容易使田漏水、渗水。我知道后，就主动和文世虎一道去耕麦茬田。耕田时，虎头告诉我：“耕秧田时，先要将田埂边三犁土的地方翻耕两三遍，还要将去年糊的田埂土耕掉，才方便今年又糊田埂。田埂不糊好，一满田水一个晚上就会漏光。”

我一边耕田，一边将虎头的话牢牢记在脑海里。我还一边耕田，一边摸索，怎样才能耕田不漏犁，不耕花田。后来我发现，有规律地耕田，使泥土向翻耕的地方一侧翻倒，那一侧因有不断翻耕的泥土倒下，使水变得浑浊。而未翻耕过的地方水则是清洁的，透明的。如果泥土乱翻，田里的水搅浑了，就不好辨别了。另一方面，耕水田必需打赤脚。当赤脚踩在犁沟里，有又硬又滑又有一点疏软的感觉。而赤脚踩在麦茬子上，刚割的麦茬子会锥得你的脚板疼痛不已，就说明你已经将水田耕花了，耕漏了犁。

虎头还告诉我：“耕水田时，每块水田至少要耕两遍，一来是将泥土耕匀，耕细，泥土扒软了才好插秧。二来是犁头在田里多抹一道，可以将田里的裂缝抹平，抹光，减少水的流失渗漏。特别是遇见干旱时节，田里的裂缝可达一尺深，多耕一道田，就会节约很多水。”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一一将这些务农的经验之谈，牢牢地刻记在脑海中。自己耕田地时才好掌握，才不会出差错，才不会闹出笑话来。

水田一耕多了，坝子里、山坡上，到处都是水汪汪的一遍。泡田、耕田快，可栽秧就很慢了。栽秧首先就要扯秧，扯秧是妇女们的活。扯秧的妇女将小板凳放在秧母田里，赤脚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扯秧苗，扯好一大把后，将秧苗栓捆好，将秧苗根部的泥土掏洗干净。只能是青青的秧苗，白白的秧根，不能带有泥土。那时，每个妇女一天要讲扯了多少个秧，看谁扯得多，看谁扯得好。

秧扯好后，要有人挑到秧田里。挑秧的人不仅要将秧苗从秧母田里挑到栽秧田里，还要将秧一把一把地甩在田里。挑秧的人有本事，技术好，甩在田里的秧刚好栽插满那块田，不会多，也不会少。甩多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挑秧的人）将多余的秧挑回秧母田。甩少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到秧母田去补秧。

栽插秧苗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有的农民一辈子都不会栽秧，只能当“秧鸡子”。栽秧要两只手相互配合好，左手负责拿秧、分秧，右手负责栽插。我看见他们将一把秧分成两半，一半夹在左腿腿弯里，一半拿在左手里。然后弯下腰，左手里拿着半把秧，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将秧苗两三苗分一支，右手接过左手分出的秧后，用母指、食指和中指将秧苗齐整齐，再用食指和中指将秧苗插入泥土中。不能用五个指头插“五爪秧”，插了，秧苗就会浮上水面。

我的手小，一把秧的一半拿在手里，左手指就无法分秧了。只得将一把秧分成三份，每次拿三分之一在左手，再进行分秧，插秧。由于我的手小，只能将三分之二的秧苗夹在我的左腿腿弯子里，感觉有一些不习惯，不舒服。可是，只有这样，才能也才方便栽插秧苗。

一开始，我不敢和大家一起栽大田秧，因为他们栽秧动作熟练，栽秧快。栽秧时你追我赶，栽得很快。如果你一个人动作慢了，别人就会栽到前面去，给你留下一条长长的水巷子，大家叫它“栳笕槽”。而且，由于是手工插秧，给你留下的水巷子（笕槽）不可能一样宽窄，使你栽插时很困难。我一开始栽秧时，就去栽插那些田的边边角角，首先要学会栽插秧苗，学会了才能熟练，熟练了才能提高速度，速度提高了才能到大田里去和大家一起栽秧，熟能生巧吗。能和大家一起栽秧了，不被大伙甩掉了，才能在大田里去为大家牵路子。也就是第一个在水田里为大家栽插秧苗做示范的人。这个人一要技术高，栽插的秧苗一横排五窝要整齐均匀，竖排的秧苗五排要笔直成五条直线，而且要田有多长，五排秧苗的直线就有多长。牵路子的人的栽秧速度还要快，要一般人不能超过他，不然，牵路子的人会被后面的人甩掉，成了“倒栳笕槽”，反而成了别人的话柄，成了别人的笑料。

我不会栽秧，才学习栽秧，速度自然很慢，只能补田边、田角。当我搞清楚了栽秧的要领后，自己就逐渐提高速度，高标准要求自己，尽量早一点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当我几天后就能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的时候，生产队里都夸奖我栽秧学得快，秧栽得好。可我自己的目标却是要做一个牵路子的好手，要争取早日练成牵路子的高手。学栽秧十天后，我就大胆地开始下田牵路子了。一开始，我牵路子的速度比较慢，因为牵路子既要注意五竖排秧必须笔直的五条线，又要保持每一横排的五窝秧整齐一行。大家追上我后，为了不让我难堪，就停下来等我先栽走，待我栽到前面后，他们又跟着我在后面栽。后来，我的速度快了，将秧路子栽得笔直，得到了队里的肯定。因为一个生产队里，没有几个人能栽秧牵路子呢。

抢种抢收时节，我们割麦子、打麦子，耕田、耙地，栽秧子，挑粪点玉米，样样农活都干，完全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动力，主要劳动力。男人们做的活我们都能做。才开始栽秧时，我只能一个人慢慢地补田角，后来熟练了，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插秧，一排插秧。再后来还可以一个人在前面牵路子，让其他人跟在后面栽秧。这时，我也有了年轻人的胜利感，成就感。我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娃儿”、“学生娃儿”了。

十五、端阳节（作者：蔡运生）

端阳节到了，抢种抢收的“红五月”基本忙完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窗户边挂上了艾蒿和菖蒲叶。这是一种传统习俗，端阳节清晨，天还未亮，男人女人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在事前看好的田边地角，或山坡上，扯回艾蒿和菖蒲叶，不能说话。回家后，将艾蒿和菖蒲挂在门前或窗户边。为的是辟邪，祛除瘟病灾害。艾蒿和菖蒲叶都是山乡里最常用的中草药，生疮害病都离不了。这种习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六六年、六七年停了两年，以后就又兴了起来。因为缺医少药的山乡农民，谁家能保证不生疮害病呢？

有的女娃儿、小媳妇，端午节前，在中药铺子里买一些香粉，再买一些彩色丝线，用布角、丝线做一些香包儿，用来送人或挂在自己胸前，既是好看的饰品，又能辟邪辟蚊蝇。

家家户户还要准备雄磺酒，端午节，男人、老人们都要喝雄磺酒，女人们都要给小娃儿额头上、脸上、手心、脚板心上涂上雄磺酒，用来辟邪保平安。

这时，父亲带着眼镜，拄着一根棒来到我这里。他的突然到来，让我又惊又喜，他不是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改造吗？怎么来到我这里了？看见一直刚强的父亲一下子苍老的面孔，稀疏的额头，消瘦的身体，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即涌向我的脑海。我忙让父亲坐在床上，给他端来开水，让他先喝了热开水，才小心地问他：“爸爸，您怎么来了？您没有在干校了？您怎么这么消瘦？”

父亲这时缓过精神，高兴地说：“我得了白内障，需要到成都治疗，他们不懂得医疗，干校无法报销医药费，就让我回学校了。这一下，我再也不到干校了。‘祸兮福所倚’。我准备在这里多住几天，让生产队、大队都知道，你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我已经回中学了。”

我心中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害怕因自己的遭遇而伤害、连累了儿子的一生。我忙解释说：“生产队对我们很好，没有将我们当‘狗崽子’看待，我现在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又是出纳员，您就放心好了。您的儿子到哪里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父亲听了，开心地笑了。我忙到自留地里摘了番茄、茄子、青辣子、四季豆、白菜等一大抱新鲜蔬菜。又拿出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蒸了一碗鸡蛋，炒了四个菜，正准备吃饭。院子里看见我父亲来了，这家端来了新麦面馍馍，那家端来了新麦面饼饼，还有一碗碗时鲜蔬菜。

父亲看着这么多饭菜，流下了眼泪，出口长气，说：“你长大了，我也放心了！”。我知道，作为父亲，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能耐，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比别人过得好呢？

饭后，我一边洗碗，一边告诉父亲：“我干脆请几天假，送您到成都去看病。”

父亲摇摇头，说：“你有你的生活，你以后还要出去，还要工作，不能因为我，耽误你以后工作。我要回学校，过段时间，再到成都去治病。”

听了父亲的话，知道父亲不愿意因自己而连累我，心里真是酸甜苦麻辣，五味齐翻滚，有说不出的难受。

父亲看见我心情沉重，就自我安慰地说：“你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对革命贡献多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一点算什么？”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里好受多了。

晚上收工回来，我正准备做饭，看见父亲已经给我煮好了，心里多了几分对父亲的感谢。这是我下乡以来，很久没有吃这么早的晚饭了。晚饭后，父亲给我讲诉五七干校的生活，早上五点多起床干农活，七点半钟吃早饭，上午开批斗会，一点吃午饭，下午搞劳动，晚上写检查材料、揭发材料。一些老干部、老局长，多年没有参加过劳动，没有吃过苦，一天到晚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有一些还寻“短见”。父亲是因为工作上各方面干得很出色，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有“十个全县第一”，什么英语口语全县第一、唱歌全县第一、会计业务全县第一、双手打算盘全县第一、书法全县第一------甚至钓鱼也是全县第一。就怀疑他的能力是哪里来的，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了“五七干校”。因为只是怀疑，没有任何依据，所以对他管得松一些。因为里面生活很差，他得了白内障，需要治疗和报销医疗费，干校报销不了医疗费，就干脆把他退回学校。

父亲住了三天后，拄着棒，要回学校了。我和院子里的人都去送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记到，人活着要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心竭力做好！”。

父亲拄着棒走了。我看他越走越远，但他走得是那样自信，那样刚强，那样满意。我心里默默地说：“爸爸，请您放心，您的儿子不会给您丢脸！”

十六、小春分配（作者：蔡运生）

生产队会计到公社开预算会议回来。晚上开会，向大家公布预算方案。我们队今年小春分配，人均口粮161斤，劳动日值4角分。大家立即议论起来，有的在算自己要分多少粮，要分多少钱；有的嫌粮食分得少，有的嫌钱分得少，都盼着多分配一些。会计向大家解释说：“大家要知足，要晓得今年小春分配比去年好了一些。今年我们又是全公社分配最好的队，有一些队，粮食才分六七十斤，钱才七八分钱一个劳动日，还不够买一包‘经济牌香烟’（经济牌香烟是当时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包。）我们今年已经算是全公社、全区最好的队了。”会计又公布了全大队的分配情况，大家听了，都不再议论了。

队长讲话了，他要大家学习大寨，多出工，多出力，生产搞好了，粮食多了，分配也就好了。

会计和我对帐，准备分配了。我将分配表拿来一看，发现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家庭都是个子人，全家都参加生产劳动的家庭，分配就高一些。一些家庭，七八个娃儿，加上老人和大人，十一、二口人，只有两口子一个半劳动力，当然分配就不好。很多都“倒找”，有的几年累计“倒找”上千块钱，无力偿还。当时，几千元钱是很大的数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家庭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印制在分配表上的。国家要求分配一般要按三七开的比例进行分配，即人头口粮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这既照顾缺少劳动力的人家有饭吃，又让劳动力强的人家能多分配一点，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可是，公社开分配会议，却统一按照二八开分配。也就是，人头口粮占八成，工分粮占两成。这就缩短了各家各户的差别，使有劳动力的家庭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吃的口粮都差不多。使人口多的家庭粮食分配多，倒找也多。而劳动力多的人家口粮又不够吃。有劳力的人家也就不愿意出工出力了。这实际上是在搞平均主义，也就是促长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打击了出工出力的人家，促长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的。我当时就向会计提出了这个问题，会计苦笑着说：“在会议上，我们多数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公社辅导会计在会议上讲，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国家要求是按三七开分配。大家都知道。可是，地区和县里根据我们山区粮食产量低，分配差的情况，要大家都有饭吃，不能饿肚子，更不能饿死人。原则上都统一按二八开分配。听了会计的解释，我也无语言了。

小春分配了，有粮食吃了，大家虽然意见不一，各有看法，但总是在往家里背粮食，大家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安慰。

十七、卖公粮（作者：蔡运生）

我自留地里的玉米齐唰唰地长起来了，长得有一人多高，象一堵高墙，稠密得不透风。看看就要抽穗扬花了，我急忙按照书里讲的要施攻包肥，将草木灰撒在地里，施在玉米根上。待玉米黄壳壳时，我的早玉米每一棵都长出象牛角似的玉米包包，每个有一尺多长。那些老农民看见了，都说：“这娃儿还有几刷子，看不出来多少还有点儿明堂。”他们再也不说我收草草了。我扳了玉米，立即砍掉玉米秆（当地的传统习惯是等待霜降以后，玉米杆已经枯干后，才将玉米杆砍掉。），将东倒西歪的黄豆苗灌了一遍，又将黄豆刨上厢，促进黄豆多晒太阳，多进行“光合作用”，希望能多开花，多收一点黄豆。

文明德大爷看见了，笑着说：“看来你这娃儿是还有几刷子，有点儿本事。”我说：“这都是书里写的，我只是按书里写的办。”

“交公粮啰！”，生产队长大声吆喝着安排生产。早玉米晒干后，队长就早早地安排交公粮。公粮交得早，价格上要高一点，队长还能受表扬。那个时代，交“公粮”，卖“余粮”是每个生产队都必需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政治任务和使命。交“公粮”是“皇粮国税”，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给国家交农业税。国家当时完全是农业大国，依靠农业税收来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行。卖“余粮”，就是向国家交售自己吃不完，用不完的剩余粮食。其实，这也是国家强制下达的，必需完成，而且必需超额完成的政治任务。国家干部、工人、学生、军队要粮食吃。抗灾，救济也要粮食。每年下达的“余粮”任务都是“公粮”任务的两三倍。

我们生产队在公路边，可当时没有汽车运输，全县听说只有两台“二七”拖拉机。一切都要靠肩挑背兜背。我们队里家家户户都自己做有“鸡公车”，有的人家还有两架。这“鸡公车”用处可大了，生产队交公粮、卖余粮，改土、修水利推土、推石块，私人卖柴草等等，都离不开它。“鸡公车”一车能推几百斤，远比人背人挑多多了，速度也要快一些。

推鸡公车也不是一个简单活。鸡公车只有一个独轮子，推车时两只手一定要将两个车把掌平掌稳。稍有偏差，鸡公车就会翻倒。推时，两条腿不能象往常一样走一条直线，必需两条腿叉开，走两条线。走路时一定要使身体平稳扎实，不能左右摇摆。不然，鸡公车也会翻倒，甚至会将鸡公车架子崴烂。我们都学会了推鸡公车，并且每次能推两大麻袋粮食去汉德区粮管所卖。两麻袋粮食就是一百八十斤左右，装多一点有两百多斤。

我们队四十多架鸡公车推了十六里路，一起将粮食首先运到汉德区粮管所。粮管所当然高兴了，他们仓库里早就没有粮食了，全站人员都来给我们风粮食、过磅、入仓库。因为队长、会计到公社开会，我就留在后面结帐开票。开票时，粮站站长告诉我，上面指定要来调运两吨黄豆，可我们仓库里没有，你们队如果明天马上给我们运来几吨黄豆，我们出高价收购，还抵今年的任务。

我听了高兴地说：“说话算数，一言为定。”回队后，我将卖黄豆的事情告诉队长，队长也很高兴，第二天立即将黄豆卖给了粮站，价格也卖到了一角二分。要知道，当时的大米出售价格是八分三，黄豆的售价是九分五厘一斤。队长、会计都很高兴，说我会办事情。

买完黄豆，在回队的路上，我们看见路边荒草坪中，野草在不停地摇动。我们都警惕地放下鸡公车，捡起石头，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条近两米长的大蛇在荒坪中乱窜。尤平安飞起一石头，砸伤了蛇。文世虎看见了，说：“那是乌梢蛇，莫要打。打死了不好！”

尤平安说：“见蛇不打三分罪！”

文世虎说：“那是无毒蛇。”

尤平安说：“这么大的蛇，容易把人吓倒。再说已经打伤了，不如打死算了。”就几石头砸在蛇的头部，蛇尾弯曲着摇摆了一阵，死了。

我看见蛇已经死了，就提起来放到鸡公车上，笑着说：“今天打牙祭，改善生活。好久都没有吃肉了，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今天打平伙，好好吃一顿！”

文世虎大声说：“蛇不能吃！我们这里不兴吃蛇。你们打蛇就已经不好了，犯了忌讳。你们现在还要把蛇吃了，你们是错上加错，是犯了我们的大忌讳了。”是啊，那个时候，农民一年四季也不容易吃上一顿肉，知青吃肉也很困难。一些知青就下河沟里、堰塘里去捉鱼、捉乌龟、捉青蛙、捉蛇吃。当地农民不会吃鱼、吃乌龟的，只把它们抓来放生。更不会吃青蛙、吃蛇了。

我们可没有那些忌讳。回到队里，尤平安喊来伍秀蓉。我将蛇皮挎掉，洗干净。伍秀蓉上灶煮红烧蛇肉，煮得满院子都是香的。我们有快半年没有吃肉了，吃这蛇肉仿佛比那山珍海味，比那龙肉凤肉还要鲜美，让我终生难忘。

十八、同学来信（作者：蔡运生）

季卫民从老家山西吕梁山区又写信来了，他告诉我，他回老家后，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在队里是有文化的人，全村里只有他一个高中生，就让他搞农业技术。以前在学校里，我们就爱搞农业科技试验，搞粮食优良品种制种试验。曾经做过小麦的优良品种杂交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试验，只是当时学校里没有检验的手段，没有办法检验出效果来，又因学习任务重就放弃了。生产队里要季卫民搞棉花优良品种试验，他又喜欢搞饲养牛羊的“紫花苜蓿”试验，就搞起了两种试验。

他还告诉我，他回老家后，有他舅舅照顾，可他舅舅也有一个家，不能长久照顾他。他一个人远离家庭，远离父母，远离同学，感到非常孤独、寂寞，夜里常常悲伤流泪。他舅舅按照当地的习俗，在他回老家不到一年时，就让他与一临村女孩结了婚。他现在就要当爸爸了。

我看了来信，脑海里立即象被大棒猛打了一下，人立即懵了。他不想出去工作了吗？他有了老婆、娃儿，以后还能出去工作吗？难道他不想去当工人或到科研部门去搞科研，要一辈子在生产队吗？他的理想可是当个农业科学家呀？他的父母亲就没有帮他考虑一下吗？没有为他的前途想一下吗？我脑袋里突然糊涂了，乱七八糟的，好象空白一片。我们的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前途怎么了？国家真的没有发展了？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国几千年打打停停，分分合合都过去了，现在决不会没有希望。地球还是要转，中国一定会前进！我一下子想了很多很多，想得人天花地乱，天昏地暗。摸不着白天，也摸不着夜晚。连着那几天，我的思想完全飞出了我的人体躯壳，将所学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在脑瓜子里梳理了一遍，又把自己十九年的经历也梳理了一遍。世界的趋势、中国的趋势都必然要发展，要前进。可国家主席成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都是资本主义当权派把持着，曾经的学生只有全部下乡当农民？我不敢相信，我不愿相信！我不能相信！我迷茫，我惆怅，我完全不知道了东南西北，不知道上下左右。

院子里有人说我：“这娃儿有问题了，是不是碰倒鬼了？咋个一下子神神喀喀的。”我想不明白，我想不通畅，我藏在铺窝里哭了不知道有多久。

我爬起来，在屋子里放声大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我返复地唱，大声地唱，拼命地唱。唱得人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了，才想起好久没有吃饭了。煮好饭，吃完饭后，又拿出口琴来，拼命地吹了很久。

也许是竭斯底理，彻底地发泄了以后，心里有了一些莫明的解脱，有了一些空虚的松动，头脑开始逐渐地冷静了下来。细想一下，自己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一个下乡知青，而且是几亿人中的一个，几千万中的一个。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那么多都被打倒了，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忧国忧民？能改天换地？也许找到了一点儿自我解脱的理由，心里宽松多了。要有机会报效国家，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都没有了，怎么谈得上报效国家。想不通，看不顺的事情就暂时不要去想，不要去看。卫民的信件也暂时不要去回。

院子里见我安静下来，都放了心。小娃儿们又跑过来，来我门坎上爬着，说：“才哥儿，你唱的歌好听，你吹的口琴更好听。”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里好苦啊！好累啊！

我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不能没有希望。”，是的，我是有理想的，有希望的。国家是要前进的，要发展的。年青人要在国家前进和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国家一定会发展，会前进的。我要振作起来，面对现实。

十九、当泥瓦匠

秋收秋种以后，队里几家人提出，有几年没有翻盖过房子了，他们的房屋都漏雨了。要队里安排人手做一些瓦，烧好后买一些添盖房子。因为队里有瓦窑，有瓦匠老师和掌火匠。经过全生产队讨论通过，大家一致认为，烧瓦可以提高劳动收入，又可以解决社员房屋漏雨的实际问题，一举两得。一致支持。队长立即安排大家到大田湾去踩瓦泥。

我们几个小伙子将大田湾深耕了几遍，捡除里面的石头、瓦块，又放水耕耙了几遍，然后让队里几十个人各牵一头牛，将泥土踩烂踩熟。踩了一天半，踩得泥巴不粘手了，才用钢丝弓将泥巴打下，砌成泥墙，准备做瓦。

我知道，做瓦、烧窑都是技术活，就主动提出要学做瓦。队里当然同意，因为那时候，做砖做瓦都是手工去做，而且做砖做瓦都是冬天寒冷时节，天寒地冻，冰霜大雪天做砖瓦，谁也不愿意做。连那些老瓦匠都不愿意做瓦。

队里安排文绍友教我做瓦，他先借给我一套工具：瓦桶子、瓦衣子、瓦掌子、瓦盆子、瓦弓子，还有钢丝泥弓子和泥推子。一套工具还不少呢。

队里安排了二十个人搭瓦蓬子，砍了几十根桤木树，又用稻草打了一百多条茅扇。用桤木树绑成人字架，在人字架中间绑上树棒作横梁，将人字架在横梁上绑连成一长排，成了二十多米长的一个大蓬架子。再用树将人字架两边横着绑几层，然后再将茅扇绑在大架子上，瓦蓬子就做成了。瓦蓬子能遮风蔽雨，挡住霜雪，使泥瓦不被霜雪损坏。烧火匠文绍友带着三个瓦匠和我，爬上人字架，正在绑横树梁，下面有人喊：“蓬子垮了。”我一听就立即喊：“老师们，快跳！”就一跃跳下了蓬子架。我刚一落地，就看见蓬子轰的一下倒了，其他人都平安无事，唯独把烧火匠文绍友砸伤了，他脸上、手上都是血。那时候，乡下缺医少药，我急忙将文绍友搀扶到我家，拿出我平常准备的外用纱布、胶布、碘酒、消炎粉等，给他包扎了伤口，又给吃了消炎药。他连声说谢谢。

蓬子重新搭好盖好后，四个瓦匠和我才开始踩墙头子。踩墙头子就是每个做瓦的人，先要用踩好的泥，踩一条四尺长，一尺五宽，四尺五高的一条泥墙。泥墙要踩踏实，不能有空穴。泥墙要成扇形，要刮光刮平。

做瓦是一个脏活、累活。一天到晚拿泥巴，一身上下都是泥，都是泥水。遇见寒风裹着霜雪一吹，手脚和脸都裂出许多血口子。做瓦也是不容易的技术活，泥墙踩好后，首先要将泥墙刮平刮光，再将泥墙用钢丝弓打削成扇形。正式做瓦了，用泥推子推切出一片泥片，将泥片用双手拿起，贴在瓦桶子上，又用瓦掌子沾水将泥坯紧紧地拍打在瓦桶子上，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再用瓦尺子将泥桶子多余的部分切掉。扔掉多余的部分后，就连同瓦桶子和泥桶子提到晒场上放好，取出瓦桶子和瓦衣，让泥桶子在晒场上吹晒。又将瓦衣套在瓦桶子上，又继续重复做瓦。

做瓦有几个难处，一是一般人将泥片拿不起来，泥片又扒又软，拿不上手。更不容易拿上瓦桶子。梢不留意，泥片就烂在手里。二是泥片要在瓦桶子上贴紧，揉踏实，使泥桶子不变形，瓦才不变形。三是要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以后的瓦才能光亮好看，才不漏雨。

我一开始就将泥片拿不上手，更拿不上瓦桶子转盘，越用劲越拿不起来，梢一使劲，泥片就烂了。看见文绍友他们做了七八个泥桶子了，我一片泥都拿不起来。越急越拿不起来，就干脆看他们做，看他们怎样拿泥片，怎样拍打，怎样揉打，怎样抹光。足足看了一个上午。下午自己才摸索着做瓦。原来，泥片不能用手指去拿，只能叉开十个手指去捧。如果泥片扒了，两手捧着困难，还要依靠人的腹部栓围腰子的地方，帮称着将泥片捧上瓦桶子转盘，才能做瓦。才开始，我一天又忙又累，才能做三四十个泥桶子，还搞得满身是泥。后来熟练了，一天做一百几十个泥桶子，还轻轻松松，干干净净。

做泥桶子时，不时还要将你前面晒的泥桶子用手圆一圆，太阳晒得不均匀，泥桶子容易变型，就会出现废品。每天放工前，都要用茅扇将泥桶子盖好，避免大风、霜雪损坏了泥桶子。每天开工前，又要将茅扇揭开，好让泥桶子晒太阳，便于泥桶子早点晒干。

泥桶子晒干晾干后，又要搬到瓦蓬子里去阴干阴透，然后才能拍成四片，成为泥瓦。泥瓦集多了，够装窑了，就能装进瓦窑里进行烧窑，经过煅烧后的瓦才能是生活中常见的青瓦。看起来极普通极简单的一片青瓦，却要经过很繁琐的劳动和工序，一点也不能马虎。

进入1月，我们这里天天都刮四五级的北风。那平地上，那草丛中，那山坡上，到处都被雪白晶亮的白霜打压着。气温下降到零下5、6度，山顶上那苍绿、墨绿的苍松、翠柏树，也被霜风染成了灰白色的一遍。那阔叶的桤木树、青冈树、麻柳树等，早已脱光了衣服，只剩下干枯赤裸的枝干在寒风中颤抖。一些怕冻的蔬菜如莴笋、白萝卜，都被霜冻打得象被滚开水烫煮过似的。

我们仍然每天都要到瓦场里去做瓦。因为经常要踩做瓦的泥墙头子，我的脚后跟早就裂开了许多血口子，脚的大母指盖边也裂开了血口子。两只手的关节上多数也裂开了口子，梢一使劲就会流血。我看见老农民都是在烤火时，烧一个芋子，然后将烧扒的芋子浆，糊在脚上裂缝里。我想不出这里面的道理，就每天晚上洗脚后，将药用胶布粘在裂缝上，这样还能解决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疼痛。

天冷了，出工的时间自然就黯了一些，短了一些。每天，几个瓦匠和大家一起出工，但瓦场子里只有这几个瓦匠，他们一到瓦场子，就先烧一堆火，先烤烤手脚，待身体暖和了，再动手做瓦。自然，天气冷，时间短，每天做的泥桶子也就少了，有时只有往日的一半。生产队长也知道，这么寒冷的天气，只要有人在做瓦，也就很不容易了，不需再去催他们。

今天开始要装窑烧瓦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一下终于将瓦做完了，不用再在泥里、水里干活了。并且，烧窑又是一种新鲜活，如果能学会，以后又是一门手艺。要知道，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路，我心里乐滋滋的。

清晨，一出院子，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一遍白色。那麦地里，那油菜田里，那山坡上，那树林上，到处都是一遍白。大雪将世间的一切都覆盖了，只剩下它那雪白、晶亮，象棉被似的白色世界。老农文明德一出门，看见满山遍野的大雪，就高兴地说：“下得好，下得好,大雪兆丰年，明年一定是大丰收年！”说真的，下大雪天，比打霜天天气暖和多了。我触景� ��情，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京戏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全队的人全都集中在瓦场上，烧火匠文绍友要我们五个做瓦的，一人选四个人做帮手装窑，其他人都去砍柴、背柴，准备烧瓦。队里有一个扇子窑，它和一般的圆窑有什么区别我一直都未弄懂。装窑也是一个技术活，瓦要一叠一叠地装好，重好，又要留出火路子，让土胚泥瓦能受火均匀。我就一边看别人怎样装，自己也学着装。尤平安当然是我的帮手，他一边给我递瓦，一边小声问我：“你们做瓦累吧？”我伸出裂满口子的双手给他看，又将双脚也给他看了，他同情地说：“看来我们都一样，我们整天改土抬石头，修公路砸碎石，手脚全都被霜风吹裂了很多血口子，可能是今年特别寒冷的缘故。”

窑装好后，文绍友又安排人烧窑，要每个瓦匠带四个主要劳力烧窑，一天三班倒，不能熄火。我也想学习烧瓦看火、掌火，文绍友坚决不让。我当然不懂其中的奥妙，觉得文绍友和我平时关系很好，也能互相帮助，就一定要他教我掌火。可他跟本不同意，还有一点要反脸的表情，我真搞不懂。后来悄悄问瓦匠，他们才告诉我：“烧火匠掌火，一窑要另外给他拿六七十块钱，外地的要一百块钱。你要学会了，他的饭碗就砸破了，他以后就没有钱挣了。手艺人，过经过脉的手艺都不会告诉你的。有很多师傅都不愿带徒弟，害怕徒弟带出来，砸了师傅自己的饭碗。”我又懂得了一点做人的道理。

那个年代，每年冬天，每个人民公社社员都必需给国家完成5至10个义务工。我们住在公路沿线，义务工就是每年参加修公路，或者给公路砸片石，砸碎石。尤平安和伍秀蓉每天要跟着大家一起砸片石，每天还要和道班的一道去收片石，计算片石碎石的立方。道班的工人总是希望我们多给他们干一点活，多给他们砸一点碎石，他们平时才有材料修补公路。尤平安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计算立方总是要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数。收方的工人有意见了，不同意那样计算，就和他争吵起来。尤平安可能觉得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又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当然理直气壮，非要争辩出是与非来。还说：“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是老大，你们不坚持原则，总想占贫下中农的欺头，太不象话！”那个养路工人讲不出多少道理，就要动手。队长知道了，忙着前去制止。好多人才拉开了他们，可他们还各不服气。队长找到陆班长，陆班长叫走了工人，又向尤平安道了歉，他还说：“我们道班，一直和队里关系很好。我们的一些大的工程，都交给队里在做，工程款从不拖欠。你们队里的小才，也是我们的朋友。”尤平安见陆班长来道歉，也就平静下来。（未完待续）